- 作者对话
胡德平：思忆父亲耀邦与中国改革
论改革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新京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以此为书名，有什么含义？
胡德平：这个大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改革应该怎么改？三是对三十多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应该认真来对待。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耀邦自己也说过，他只是在特殊的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是有局限性的。
新京报：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所以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他就这么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新京报：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核心是什么？
胡德平：经济问题上，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另外，胡耀邦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必须有。
谈家庭
父亲说，你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新京报：这本书里提到你写过一篇《谈开放》的文章，你父亲曾经批阅。胡耀邦启动改革，他的方法和心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态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特点？
胡德平：我只能说他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他自己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耀邦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胡耀邦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新京报：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胡德平
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军队农场锻炼，做过工人，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2008年至今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