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8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这是问责制实施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进步，也是完善问责制的一记重拳。
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风暴”此起彼伏，刮走了许多党政领导的“乌纱帽”。2003年“非典”期间，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丢官去职。无数惨痛的教训和案例，充分印证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当负责”这个“硬道理”，一浪接过一浪的“罢官浪潮”也使问责制不断推向深入，日趋完善。
中央出台的规定，把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新出台的《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对此做了规定，这是问责制完善过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一把手”，作为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者，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这个地区的党委“一把手”，科学决策、反腐倡廉、勤政爱民，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地区将会风清气正、政通人和；反之，则违法乱纪现象泛滥成灾，党内腐败现象滋长蔓延。
通过问责党委领导，促使各级党委领导，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真正懂得权力的含义，这不仅有助于督促党委领导，明晰权责的正确关系，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也有利于问责理念的最终完善，以及问责体制效力的充分发挥。因此，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实际上是给党委领导戴上了“紧箍咒”，时时提醒党委领导严格约束自己，确保各级党委领导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反腐倡廉，带头勤政为民，从而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以前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说，这对行政官员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党委领导的决策，往往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
对于北京市《实施办法》，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对于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办法》共33条，3200余字，按照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体例分为“总则”、“问责的情形、方式和适用”、“实行问责的程序”、“附则”四章。《实施办法》在中央《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内容进行了重点细化，使之更符合北京实际，体现出北京特色。
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说，此次北京市出台的《实施办法》，强调问责制要重在“问”，要科学地“问”，规范地“问”。这部《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问”的对象，提高了“问”的透明度，拓宽了“问”的渠道，增加了“问”的力度，扩大了“问”的范围。只有这样“问”，才能达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使广大领导干部时时牢记“为官一任，责任在肩”，促使党政领导干部更好履职、更加尽责。
“京版问责办法”呈现八大亮点
——解读《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
编者按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关键就在一个“问”字，要科学地“问”，更要规范地“问”。下面，本报就《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中的一些亮点进行解读。
亮点1
“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官员被“问责”以后，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政治生命基本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想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和道德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就起不到法规应有的效力，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实施办法》对党政领导干部重新复出任用的限制条件进行了补充和细化。规定停职检查的期限一般为3个月至6个月。对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规定了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