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万爱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脸部受伤缝了六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用她唯一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转院之后住了两个月零三天。
今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仅仅回家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克后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被抢救过来。3月17日再次休克后，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动就吐，都是我女儿给她弄干净，现在没怎么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说。
“第二次休克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克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个吊瓶，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形饭盒，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且奶粉太贵。”
万大娘慢慢侧过头，就着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说，“我就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个病号。”。
陪床睡在哪？李拉弟的二女儿指了指靠墙的一张军绿色折叠床。她二十多天都没有洗过澡，前额的头发油油地结成一缕一缕：“今天星期几？几号？我都已经不知道了。”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目前可以确诊的是肠细膜长期失血缺血，但是万大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巴里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我妈好长时间都没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个我妈说坚持不了。”
“我们知道的是，我妈长期有胃病、冠心病，肺上有囊肿……”李拉弟说。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一边叹息说：“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重新扎针。”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针。李拉弟数着：“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我该死了……”
“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
而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又已花去1.6万元。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离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个女儿，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出不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医院陪床，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个女儿；老三在外打工，“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担的20%，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面色微黑、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实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石田米子她们联合数个日本市民团体，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筹备举办“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行图片展”。在她们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向被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这一展览今年秋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此外我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