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要实现这一制度困难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任建明：其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只要党和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和敢于放权的气度。少量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现在已经采用了公开选拔制度。何时能够公开选拔县委书记、县长，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因为乡镇在几级政府里是影响最小的，到了县一级影响就比较大了。
中国青年报：近日，山西省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让群众随时反映当地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换届工作中信息公开的问题？
任建明：现在公开的信息还比较有限。在候选人的简历公开上，也有不少工作可以做，候选人的履历信息可以更丰富、活泼，好让群众了解这个人。另外，干部选拔任用的具体程序和过程也应该公开，让大家知道什么时间要做什么工作。第三是要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适当征求和吸纳广大群众的意见，比如对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可以在网上搞一个“群众信任投票”，作为决定任免的参考。在整个过程中，群众还可以对候选人进行监督或举报。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现在的举报机制怎么样？
任建明：还不是很健全。比如山西公布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电话，就很难有效执行。毕竟领导们都担负了很重要的责任，非常忙。他接电话又不专业，很难把信息正确地记录下来，更没办法去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不过，山西做法的主观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们有决心和勇气去做这件事，希望把换届中的不正之风控制住。
一些地方可以建立专门接受举报的机构。为了保护举报人，我们可以采取“准实名制”，让专业人员把举报人的举报信息记录后做匿名化处理，然后交给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查看核实举报信息。
中国青年报：有人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调整到新的岗位后，会有新的发展思路，会将原来领导的发展规划当作“旧账”、“坏账”挂起来。您有同感吗？
任建明：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建立“责任政府”。如果前任领导不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着想，后任政府也不将前任未完成的责任传递下去，就会带来很大问题。这会导致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不满，信任度越来越低，这个账最后都会算到党和政府的头上，累积起来后果会很严重。
如何让“新官”不忘“旧账”呢？我认为，应建立一套“届际”责任机制，让本届政府不能不负责任地制造历史问题，又让下届政府必须解决往届留下的历史问题。比如不少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几年时间就把地都卖完了。土地是个稀缺资源，用完了就没有了，下一届的政府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规定一届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出让储备土地的10%，这就会激励政府更多地储备土地。我们还要规定，所有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政府的责任，能不能解决、解决效果如何也算作它的政绩。
中国青年报：有专家提出，当前领导干部中“老好人”越来越多，遇事不辨是非、不讲原则、唯求一团和气。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让真正有能力的人在换届中得利？
任建明：这跟我们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有一定联系。一些地方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会将“民主测评”作为重要依据，而大多数“民主测评”就是简单的“信任投票”。只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就是问你“支持”还是“反对”。这样一来，推荐者很容易投人情票，候选人为了过“民主推荐”关，也会助长“老好人”主义。你给大家多搞点福利、多盖点房子，少批评人，别那么坚持原则，大家当然就高兴。现在领导做“老好人”的越来越多，坚持原则的越来越少，因为坚持原则总会得罪一些人，人家不满意就不会投你。
我看到有的部门或地方在“民主测评”上有一些改革，改进了测评的指标、方式，不再是简单的打勾了，而是让大家对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等指标按百分制进行打分。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明目张胆地送“人情”情况。还可以采取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办法，剔除异常分数。这种测评方式就相对合理，比较客观。
“民主测评”中，不应只有某些级别的干部才有发言权，我们要让单位里所有了解候选人的人都参与其中，扩大民主推荐范围。本报记者 肖舒楠 实习生 刘诗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