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在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据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1 “全能政府”造成今天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经常用“事业单位”这个概念，也常谈“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的起源是什么？
任剑涛：所谓政事分开的事业单位改革，应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
任剑涛：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是中国事业单位问题和政事混淆的结构问题，有其内外部因素。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结构就是全能政府的结构，虽然今天批评全能政府有其缺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一个历史选择。因为资源稀缺，如果不集中资源办大事，统一国家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统一国家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布局，中央政令又不可能畅通。
并且，政府和社会没办法分离。因为在1949年前，一个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社会，使得政府和社会处于对立状态而不是合作状态，汲取了国民党统治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对社会采取了一个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
新京报：“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体现在哪？
任剑涛：当时，工青妇的社会事务，基本上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变成了政党和政府的附属组织，而不是社会自治组织；教育组织，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念要变成培养接班人，所以也不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共卫生水平也不是很高，1949年后国家资源高度稀缺，政府把公共卫生也揽起来了；而所谓的文化事业、科技事业，也是在这种举国体制之下，基本上由国家包办。
这四大门类，就是目前的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门。
新京报：当时的国家就开始了以五年为周期的计划。
任剑涛：当时资源配置方式，是高度计划经济形态。计划化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是唯一决定性的主导力量。多中心治理，变得既不重要也不必要，尤其在资源稀缺的计划经济情况下要避免，所以事业单位基本上附属于行政部门。这就是政事要分离的一个权力脉络。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目前这种政事结构一个内部来源。
新京报：外部因素呢？
任剑涛：1949年之后，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体制，“举国体制、军事手段、运动型方式”推动国家发展。国家在集中资源的情况下，计划化非常刚性，不允许市场和社会独立，市场一定是国家指令性市场，甚至价格因素在一段时间内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所谓政事分离，政资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是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是当时要批判的对象。
2 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
新京报：“事业单位”本来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遭遇了巨大的现实困境。
任剑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一直认为政事不分离存在弊端，混淆化管理，成本甚高，绩效甚低，而且条块分割，交错管理。
新京报：这些弊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任剑涛：第一，以政代事。最重要的负面结果，是事务执行部门依靠行政权威来推进，而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责任和提供的公共品，其实与行政机构是疏离的。比如说现在最直接的29个部委的研究型机构、政策型机构和14个国务院直属的事业机构，仅仅一个数据我们就发现交叉管理所带来的成本高，绩效低下。
第二，就事论事。由于对技术性、独立性尊重不够，政经常干预事，导致事业部门社会认同感、权威性以及专业可靠感的程度下降，甚至没有保证，带来事业部门成本甚高，也成为政府部门的沉重负担。
第三，对兴起的市场机制来讲，阻碍了多中心治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发展。
新京报：政事分离改革难在哪里？
任剑涛：关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这样一种拨款机制、行政机制，其实是没有进行最基础的改革。事业单位的定位就是准行政机构，或者叫行政性依附机构，因此所有事业单位的运作都延续着一个行政的逻辑。医院也有级别，原来企业也有级别。
新京报：有习惯性的因素在里面？
任剑涛：对，在事业单位里，惯性行政力量很难中断。政府部门为了自己行政指令下达的畅通，愿意自己直接掌控事业单位。在这种政府部门当中的事业单位，也乐意行政拨款，因为政府部门的控制只在掌控资源的时候比较严格，而平时是放纵的。大家都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而且叫做“仿公务员待遇”，双方各有所需。政事分离的难度，首先是结构上双方的需要。
从功能上讲，第二个因素是手段的短缺，缺少事业单位跟政府部门切割独立运作的人才、资金、法律、制度、章程、服务、融资传统、融资手段，这一系列都是短缺的。
还有就是，人们一时不知道政事分离之后事业单位靠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结构是全能政府，基本上大家有事就想到政府。现在一改革，就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抗拒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