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的目的明确了，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最近，我翻看他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他当时就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温饱、富裕、幸福，他把改革最高指标说出来了。
胡耀邦说了三个有利于之后，曾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这是他关于三个“有利于”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
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农业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他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绝对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我认同这种观点，但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就应该分给农民。我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目前还远远没有到位，才短短30年，先让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充分使用，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我想，这个过程恐怕还是让所有者首先到位，现在集体所有制都没落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民都被“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胡耀邦说到农业问题时曾指出，在肯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要放开经营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让农民老百姓承包耕地、山林、水塘。但目前的状况是急急忙忙让农民“上楼”，用社保换耕地，这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
记者：城市化运动会带来农民失地以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后果会怎样？
胡德平：大部分农民消失了，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成。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该如何办？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两会”期间，您与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的提案，建议“尽快承认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明确村民组织自主开发所属土地、自主进入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的权益。
胡德平：目前，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据有关统计表明，全国小产权房总计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不受法律保护，小产权房的局面实际上已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深圳的发展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盖的房子，是集体所有制把华西村、南山村、横店村发展起来，又避免了和农民的冲突，只要我们做好规划，把小城镇发展起来，发挥了集体的所有制，也可以把小城镇搞起来相当一部分，国家要支持，要给予政策，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怎么不能同权同价？宪法上说，要保护公有制，那集体所有制不也是公有制吗？改革要到位，耀邦同志主张离土不离乡，“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搞上去，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当时，他特别重视苏南的中小城镇，特别提到那里的小城镇，说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