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我们大家不妨来思考一下年轻人问题的日子。
数天以前，温家宝总理在出访马来西亚时，对当地大学生坦言：“我从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能担任中国总理。”他回忆了自己在西北地区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经历，并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我想给同学们说的是，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这显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表述，但很有冲击力。大事与大官之言，至少和近来常见诸报端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大师与大楼之论，同样高明。
大师与大楼并非互斥，梅校长要表明的是一种立场，极而言之罢了。同样，大事与大官也可兼容，温总理要表明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我相信是有所指的。就像他在社会道德滑坡的今日一再提及道德，那么，大学生们、年轻人们的何种状态，让一国总理出此言？
也来看报端。前段时间，一篇专栏文章和一篇媒体报道发人深省，标题分别是《到“体制内”去！》和《年轻人，到“体制内”去》。专栏作家说：作为较早抛掉公职的那代人，我突然发觉，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一顿顿的庆祝回流宴上，回归客们一身疲惫，一肚子遗憾，但一脸喜色，羡煞旁人……自己不由悲从中来，“如今方晓得谁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他是过来人，明白转变的意义。对于不少人，一变，大学毕业分配进机关，本来看透“一地鸡毛”，不想再在体制内干耗，毅然决然跳出去，却惊呼上了理想主义的当。于是再变，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据说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
既然如此，年轻一代胸有成竹，起跑线上就选择了“不变应万变”。所以媒体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
报道分析说，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所刺激出的反应。20年前，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20年后，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的直接原因。
温总理的期许和上述体制内外辨析，当然并不直接相关。但两者所映衬出的青年问题，或有某些相似性。今日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太过务实，缺了做大事的雄心，也缺了与之相应的理想主义的高蹈？
许多年前，出色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借书中人物感叹过：当今人们懂得的事情之多简直和年龄不相称。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欲念——这种野蛮的知识本来应该慢一点进入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从生活经验中逐渐收获的果实……在生活中对人们善良本性的幻灭感应该是同死亡一起到来的，而今天他们却似乎先有了这种幻灭感，然后才度过他们漫长的一生。
美国也曾有教师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本国不曾确认的少数几种人权有一项，那就是失败的权利……在成功这么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宗教面前，我们的年轻人正在衰老中成长。
看，这并非中国独有之问题，也并非当今时代独有之问题。但每一国、每一代的青年，都须作出回应和选择。选择的结果，便构成国家的路径——我们真该重温一下梁任公的《少年中国说》。
前述媒体文章，指出了某种单向度选择的隐忧。而温家宝的话，大可以为这种现状纠偏。实际上在我看来，总理此言，不仅针对年轻人，也是针对体制机制。我们目前有极紧迫的任务，创造一个让人不做大官也能做成大事的环境，或者说，一个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做大事的环境，甚至，一个并不以大事或大官为指向的个人追求的环境。
由此想到温家宝此次出访时，再次提及“促进公平正义，推进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改革，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对深化改革的切切之意溢于言表，盖因其紧迫性已时不我待。
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青年，当然能在大事与大官之间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仅如此，有了自由的土壤，这两个端点之间甚至之外的各种选择空间，也都将变得美好丰满起来。(徐百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