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雨露润不尽 民族花开春满园
－－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纪实
一切的变化源于90年前绽放的那道崭新的曙光。
从长征途中红军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布告，到如今全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走村入寨的“大棚车商店”，到如今红红火火的边境贸易；从闭塞穷苦的边陲末梢，到繁荣发展的开放前沿……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少数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现代……享受着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广大少数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
16岁就成为农奴的侍从，经常连续几天饿着肚子干活，遭受打骂，被主人踩着背上马……旧社会的屈辱经历让78岁的藏族老人罗布至今难忘。
农奴主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可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这是旧西藏农奴生存的真实写照。这一切因党领导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终结。而今，生活在家乡的罗布厅堂敞亮，儿孙满堂，生活富足。
“少数民族劳动者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发出的政治宣言，数十年间正不断得到实现和验证。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同样的空气，享受同样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从民族解放、民主改革再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各族人民平等地享受着同样的政治权力，成为我国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石。
民族平等体现在治国方略的每一个细节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意思的称谓全部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
“旧中国，我们瑶族被称作‘猺’，被蔑称为‘动物’；解放了，我们被称作‘傜’，变成了‘人’；民族识别后，我们被称作‘瑶’，变成了‘玉’，是共产党让我们实现了从‘动物’到‘人’再到‘宝’的转变。”一位瑶族干部曾做过如此形象的比喻。
如果说民族解放、民主改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则为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1947年5月，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里，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从此，民族区域自治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开始在中华大地普遍实施。如今，我国共建立了155个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56个民族是一家。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少数民族代表所占代表总数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虽然是全国人口最少的民族、总人口只有3000多人，但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晓红每年都来到人民大会堂，代表珞巴族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履行议政和建言的职责。
“宪法赋予了我们当家做主的权利，选举法也明确规定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切实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晓红说。自当选人大代表9年来，她提出的20多份有关农村建设和民生发展的议案都得到了回应。
当家做主，干部是基础。现年85岁高龄的次仁拉姆6岁开始在领主家里当朗生，当了33年的农奴，西藏民主改革后，次仁拉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着11户朗生在山南地区乃东县结巴乡组织了第一个朗生互助组，成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像次仁拉姆一样，全国少数民族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超过500万人。
在党的培养下，无数像次仁拉姆一样的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承担起领导自治区人民发展进步的重任。以西藏为例，截至目前，西藏各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4%；自治区现职省级领导干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70.42%；县、乡两级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6%以上。
在国家和各地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充满活力
“举全国之力，建设好新疆”－－在过去的一年中，一场热潮在天山南北持续涌动：2600多名援疆干部相继派出，几乎是此前10年援疆干部人数的总和；19个对口援疆省市进疆密集接洽，各省市援疆项目纷纷启动；中央各部委和对口单位、大型央企纷纷出台对口援疆计划……新疆迎来了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
这只是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
边疆、高原、戈壁、沙漠、刀耕火种、游牧游猎……自然和历史的因素一度让贫困落后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摆脱不掉的代名词。而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各种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不断推出，各省市、各部门无私援助，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推上了不断提速的快车道。
在国家“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两次在民族地区掀起工业建设高潮，结束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历史，初步改变了民族地区单一的经济结构；从50年代开始，中央相继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革开放后，中央大幅度增加了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投入。1999年，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加快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决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等决定和专项规划，民族地区迎来新一轮加快发展时期。
偌大一个呼和浩特市只有1辆公共汽车，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和马车；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连铁钉都得从外省调；粮食产量仅有18.45亿公斤，牲畜年末存栏仅852万头(只)……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伊始的窘境。
从“一五”计划被列为全国经济建设重点地区到牧区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从东中西全境均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到2007年东部地区又被纳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数十年间内蒙古工业、农牧业和城镇化水平全面提升。如今，内蒙古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全国前列。特别是近几年来，内蒙古经济增速连年位居全国第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边疆既意味着边缘，同时也蕴藏着活力。在我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居住着壮、藏、维吾尔、蒙古、朝鲜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党和国家一直关心他们。从90年代初的沿边开放战略，到不断加大的边境贸易促进政策，再到“兴边富民”行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曾经的边缘地区正逐步成为如今的开放前沿。
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这个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的全国唯一的沿海、沿边、沿江省区，正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扶贫更重扶智。“这些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扶持和其他地区的支援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幅提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素梅说。
云南花卉产业年产值达200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以上，成为亚洲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青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旅游业成为西藏、云南、新疆等省区的支柱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活力不断增加，出现了风帆竞发的发展势头。
国家民委提供的数据表明，“十一五”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在党的关怀下，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告别刀耕火种，走出森林大山，守望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明……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党领导少数民族群众逐步调整、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高原、草原、乡村，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舒适而温馨的家园，让少数民族同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带来的美好新生活。
内蒙古鄂伦春人放下猎枪、走出森林已经有整整60年的历史。从开始不懂任何农业生产技术、靠国家补助为生到现在既种大豆又种黑木耳、年收入近10万元，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希日特奇猎民村农民孟文武的生活发生了令他“想都不敢想”的变化。2010年，鄂伦春族农民人均生产性收入5013元，60年来实现了从近零收入向四位收入的跨越。
贫困源于生产方式，也源于严酷的自然条件。回想起在老家泾源山区时的生活，46岁的回族农民禹万喜连连摆头：“那时候全家6口人只有2亩水田4亩旱地，坡陡、又缺水，经常是种50斤种子只能收100斤粮食，吃都不够。”
1996年启动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使40多万像禹万喜这样的少数民族群众走出了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创造出了红寺堡这个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区。现在田多了、水有了，粮食产量提升明显，政府又通过贷款、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养黄牛，调整产业结构，农民收入进一步提升。禹万喜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土房变成了有着四五间房的大院子，2009年还添置了一辆小汽车。
如同扶贫扬黄灌溉工程一样，从专门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设立的“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资金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新时期扶贫开发中的重点倾斜，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关注一直持续深入。截至2009年，8个民族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01年的3076.8万人下降到1452万人。
从西藏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到新疆的抗震安居房建设，从广西的大石山改造工程到宁夏的生态移民工程－－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民生工程采取特殊扶持政策，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分享了发展带来的成果。
人们坚信，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中国的少数民族会走向一个又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记者向志强、张云龙、张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