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洗牌”后的利益分配
两区合并，变动最大的就是机构的精简、统一。这是一个城市的重大决策，牵涉到被调整方各个层面的利益。
“相当敏感和复杂。”民政部区划司区划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次的区划调整前期都是保密的，消息公布时对民众来说很突然，实则酝酿了很长时间。”
对于所有被调整区域的公职人员来说，“并区”是一次彻底的洗牌。
一年多前，李东(化名)被调入原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不久后，便经历了这次“并区”。李东记得那段时间整日地开会，由区里部署调整的具体工作，对于媒体的采访，他们当时也无暇顾及了。
北京“并区”的整个过程显得雷厉风行。2010年6月，区划调整方案被中央批复后，全市召开了全市厅局以上的干部会议，7月1日，四个区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座谈会，7月份新东城区已开始合署办公了。
“在机构编制、人员、岗位确定之前，有关系的开始找关系，没关系的则是感觉前途未卜。”原宣武区的一位公职人员向记者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在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中有四五人进行了分流，在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以后，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多了，但总的人数少了。”
“分流一般有几种形式，有些人被调到市里，有些人则被派出去学习，另外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则鼓励提前退休。”李东向记者介绍。如今 ，合并后，他所在机构的副处级的干部比原来多了，晋升的几率就小了。李东身边的很多同事，有人正期待每一两年的一次人事调整，就赶上了“并区”，于是少了一次晋升提拔的机会。
哈尔滨香坊区和动力区的合并就显得压力更大。原动力、香坊两区的处级干部达500人，科级干部就有1000多人，当时只有不到50名的干部可以分流，其他人员如何安排，成为并区最大的压力。
相对而言，进入新西城工作，李东是幸运的。“新西城管辖范围大，舞台更广阔了，责任也更大了。”对于调整后的工作压力，李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因为一些老人和不适合留任的人员被分流了，合署办公后效率就高了，原来5个人干的活现在3个人来做，成本也降低了。”经历东城和崇文合并的原崇文区老干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且，由于两个区的人合署办公，在管理理念上、工作方式上的交锋反而带来了一种活力，“这种感觉是好多年都没有的了。”
改变带来的也不全是压力。区划调整之后，干部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一些激励政策就高不就低，“哪个区的好就用哪个区的。”李东说，这样的优势互补还用在了街道管理上，比如以前宣武区打造街区文化品牌的手法就被新西城所吸纳推广。
这是一种“1+1>2”的合并，在天津滨海新区，这种行政整合后的力量更为明显：三区一盘棋，曾经所涉机构太多、区与区之间行政办事难协调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至今，中国很多城市的行政区划还是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版图，那时候，城市很小，城市的行政区则更小。相对于后来形成的城市新区，老城区的面积已经显得微不足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卢湾这样一个只有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设有和1000多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一样多的行政机构。对于老城区来讲，以“并区”的方式精简行政机构、整合行政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对于新区来讲，虽然原浦东新区有着5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但站在打造世界“中心”城市的野心上，浦东新区需要更广阔的土地、更高的视野、更全局的规划，再纳入一倍的土地也不在话下，滨海也是如此。
对开发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说，老城区的“并区”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行政精简，那么对于新城区来说，并区就意味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上面坐着雄心勃勃的掌舵者。
“开发区”的扩张冲动
经过近20年的哺育，“经济开发区”等一些城市新区已经从孩子长成青年，它们在急速对外扩张。这种扩张背后，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的分割线在以各种整合、融合的方式被模糊，甚至有了“破格”的冲动。
经济开发区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国家在多个城市设立的不同发展主题的经济开发区，就如同一个个小“特区”：归属于所在市区，享有特殊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2010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了“融入大兴”的行动——相对浦东新区吸纳南汇来讲，这只是“并区”的前奏。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个官方名称，人们更习惯于叫它亦庄开发区。亦庄开发区属国家级开发区，位于通州、大兴的交会处，自1992年开建并对外招商以来，已经有3800多家企业聚集，其中世界500强的企业就有90家。
相比大兴区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几十平方公里的亦庄开发区只是冰山一角，而它创造的GDP却是大兴的两倍多。18年来，亦庄已累计创造了上万亿的工业产值。
“我是亦庄的，跟大兴不一样”，这种经济能量所生成的骄傲，亦庄人似乎从不掩饰。作为国家级开发区，虽然亦庄开发区受市政府直接管辖，在行政级别上跟大兴一样，但地位上似乎比大兴高一头，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也乐于在这里发展。
大兴也曾有人表示，正是因为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带来的吸附效应，导致了大兴的招商引资更为困难，大兴区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制约。将亦庄开发区放入大兴，自然是大兴一直的梦想，然而开发区毕竟是北京市直辖单位，大兴区难以吞下。
近年来，亦庄发展遇到了瓶颈。在北京市，亦庄虽然与其他16个区县并列，但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经济开发建设，并不具备行政区划的管理职能。在亦庄来说，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持有开发区户籍的员工子女的上学等问题都需要大兴区政府协调。
另外，亦庄急需土地。开发区现有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更多企业的入驻、扩厂以及建设配套生活区、功能区的需求。 2010年1月26日，大兴区区委书记林克庆曾表示，由于亦庄一些项目急于落地，春节后，亦庄将往大兴区扩区12平方公里，其中8.3平方公里是产业功能区。
对于大兴来说，亦庄扩区也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带动当地就业，也带动了大兴的工业和城区建设。
此时，两区显得更亲密了。
2010年初，北京市正式推动大兴区和亦庄开发区行政资源的整合，亦庄开发区和大兴区要共同打造城市南部制造业新区，成为北京新的“增长极”。此后，“南部新区”这一名称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整合有条不紊地进行。当年2月，大兴和亦庄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交叉任职，大兴区委书记林克庆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为打破大兴区对于亦庄开发区的行政壁垒，给予土地、户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提供了条件。
2011年，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亦庄开发区时，这里持开发区户籍的居民可以申请政策性住房了，其子女在大兴幼儿园上学也不再需要交纳借读费了。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此时，人们不再刻意将大兴和亦庄分开，而统称为“南部新区”。
如果说亦庄和大兴正在打一套“并区”动作的太极拳，浦东新区与南汇的合并则可以说已经收官。浦东新区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 与南汇合并后，两区领导班子就合为一套，行政机构融为一体。如果说亦庄是两家共一个餐桌吃饭，时而互通有无，而浦东与南汇则已是一个锅里吃饭，真正是一家了。无论是土地，还是社保、户籍、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两区都得保持高度一致。
作为国家另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走了另一条路径。曾经的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只是一个类似于学术单位的指导性机构，不具备财政、规划、建设的权限，这让滨海新区的蓝图无法执行。当三区合并成立滨海新区政府时，三区政府成为一级政府，滨海新区的区域战略开始真正得到践行。
到2010年5月，我国已经有78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其中很多开发区都是跨行政区，在行政审批上需要多个区政府协调，这就产生了打破行政区壁垒的需要。“另外，当前很多开发区已经进入到饱和的阶段，有的开发区已经数次扩区，未来开发区的扩张可能会成为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一大动因。”肖金成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