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忘记一项基础性工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正是中国的翻译家——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近百年不懈地努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
7月28日下午，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为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角度，对党的理论创新进行了探索。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会面的“机缘巧合”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只是传入中国的诸多理论和思潮中的一种，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当时各种政党组织中的一个政党。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会面？
衣俊卿表示，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会面具有历史意义，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会面的这种机缘巧合，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力量。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创造的伟大理论——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从理论走向实践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传到了古老的华夏大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少有三个渠道：日本渠道、法国渠道、俄国渠道。这三个渠道，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强大力量。
然而，一种理论要有力量，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践行、传播它的主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源于她不同其它政党和组织的特殊性——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从一开始，她就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站在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寻求最先进的理论，以改变现实的中国社会。
“所以，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面，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选择。看起来有偶然性，实际上有很深刻的必然性”，衣俊卿说。
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源于马克思主义阐释世界的理论力量与其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
衣俊卿说，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有特殊的理论自觉，她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困境。而此时，一直让我们中华民族深感骄傲的、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赶不上急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急速扩张。传统文化式微，必须进行根本的转变，否则难以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难以真正拯救中华民族。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在不断地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抗争，但是终究由于缺少先进的理论指导而失败。
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无法作为国人安身立命的支柱，难以给国人提供一种精神文化支撑。
所以，必须寻找一种最先进的理论。
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各样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展示着一种理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一种实践的力量。
所谓理论的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给人类社会提供未来的世界图景，确实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它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这种追求与价值关怀，同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它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能征服人，这是一种理论的力量。
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显现出实践的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在变革一个旧世界，这是其它理论所不具有的一种品格。
所以，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近代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一直坚持不变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