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时间，不长也不短。
自去年7月广东推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时间已过去一年整。回望文化强省开局之年，人们欣喜，因为亮点和成绩让人欣喜。人们也焦虑，因为比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总结失误；比纸面上总结失误更重要的是实在地解决问题；比解决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真正尊重文化、了解文化发展规律的为政方式。
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轮驱动”，广东都要在全国起“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作用，文化建设是广东科学发展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现实意义而言，广东要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探索一条新路，要用文化之力助推社会全面发展；而从未来的意义而言，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是致力于人的素养的全面提升，是建设现代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世界比较心理学先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劳埃德·摩根在其名著《涌现式的进化》中，指出“涌现——— 尽管看上去多少都有点跃进(跳跃)——— 的最佳诠释是它是事件发展过程中方向上的质变，是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释义下，在文化强省一周年之际，我们提出我们的观察，尝试从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一年来的生动案例中，发现其中蕴含的现代“文化基因”，揭示其背后的时代文化精神，同时力图为广东各级政府发展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去年发布的《广东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曾经提到：“要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加强现代公民教育，开展‘增强社会责任感，做现代文明公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等价值理念。加强文明礼仪教育，使懂礼节、重礼仪、讲礼貌蔚然成风。加强道德品格教育，引导社会成员形成诚信、正直、敬业、守法、慈善、包容、感恩等道德品格。”
一年过去，回望广东，我们发现，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型公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们通过各种形态的私人表达，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如与政府对话“光亮工程”是否合适的口罩男，再比如为地铁一号线翻新工程“举牌”的高中生“举牌哥”。而这些人通过各自的理性表达，为广东的公民社会建设形成了极好的表率和推动作用。
高中生“举牌”提异议，有关部门一周三回应
今年5月，16岁的广州16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不经意间小小地扇动了几次翅膀，就在广州城酿成了一场风暴：由于他在广州地铁站口“举牌”组织市民签名质疑地铁一号线翻新，导致全城媒体为此讨论很很长时间，从最开始反对“抹杀一站一景风格”到“是不是劳民伤财”，从“地铁翻新项目的立项、评审、招标等程序是否合法”追诉到“国企谁来监督”……导致地铁公司三次对陈逸华公开解释。
而在这一过程中，被大家称为“举牌哥”的陈逸华，甚至惊动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前段时间省委全会上做《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为建设幸福广东做贡献》的主题报告时，他就以“举牌哥”为例，来说明广东目前的良好的民主氛围：“前段时间，广州一名高中生用举牌的方式对广州地铁站重新装修提出异议，有关部门对举牌哥一周之内作出三次回应，充分说明了我省干部和群众双方都有较好的民主素养。”并且感慨说“即便是一个孩子，一个高中生，咱们有关方面也没有另眼相看，还积极回应，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广东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围，像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两个，在广东还有许多，我们要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
公民社会提倡民权、民生、民责和民智
“举牌哥”是偶然的哗众取宠取得了成功？绝对不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陈逸华的过往，你会发现他的举牌并非偶然，而且，正如汪洋书记所说，广东的民主氛围已经形成，就算这次不是陈逸华站出来，也会有张逸华、王逸华出现，因为新形态广东文化中的包容与宽容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广州市民具有以往不曾具备的公民意识。陈逸华说，他从小就在电视里、报纸上，耳闻目睹广州市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什么特别。他也感到庆幸。成为“举牌哥”后，他不仅没有受到太多嘲笑或压力，反而从学校、老师和家长等方方面面获得了许多支持。
至于汪洋书记的重视也不是毫无来由。早在2007年下半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曾经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明确提出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像“举牌哥”、“口罩男”、“巴索风云”、“剃头哥”等诸多被媒体津津乐道的人物之所以在广东不断涌现，正是广东对于这一精神深入贯彻的结果。
在“举牌哥”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与未来。公民社会是一个提倡民权、民生、民责和民智的社会，公民社会需要有理智、有思想、有担当的公民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勇敢表达、充分表达、依法表达。而这些表达不但有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助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为，有助于社会机制的完善，有助于社会单元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融合，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有助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健康发展。
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助推公民意识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是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强省建设。不能否认的是，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床。在过去一年中，广东在历史文化保护、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文化产业创新升级、文艺精品的培育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成绩，这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得以提升，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公民意识与公民权利被不断明确。而诸如举牌哥等人的举动，其背后也都有着强烈的文化动因：举牌哥就表示，他“举牌”的出发点，除了觉得这样做有些浪费之外，也是对于地铁1号线那种已经成型的“一站一景”的地铁文化的一种眷恋。而之前的“口罩男”、“剃头哥”对于番禺垃圾场建设、城市光亮工程建设所提的意见，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
当然，从“举牌哥”事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广东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也是由上而下形成的动力。而在这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则是政府在宣扬纳税光荣的同时，对于纳税人的权利与所做的各种宣传。在富裕的广东人越来越真实地触摸到税收本体的同时，其作为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敏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以社区为单位的居民的权利意识也通过类似的维权，使公民意识得到了培养。
延伸阅读
广州还有很多“哥”
“举牌哥”的故事，在广州看来并不奇特。事实上这一年来，仅仅是媒体报道过的各种“哥”的案例就有很多。虽然故事的初衷并不一样，但“很没新意”地，这些选择与政府“较劲”的“哥”却都得到了政府善意的回应，也让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剃头哥”和“咆哮哥”，两个例子一正一反。“剃头哥”名叫彭燕辉，就职于某社会公益活动机构。亚运会后，广州再度在灯光工程上斥资，让彭燕辉异常困惑，于是他就在网上发帖，说“从小到大从未剪过光头的我，为此第一次剪了光头，我希望我的‘光头’可以让广州更亮一点，这样政府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在光亮工程上，也可以节约一点能源。”他给大家算账说，光算电费的话，光亮工程在日常照明模式下，每小时消耗电费5万元，和全市路灯照明需要的电费相比还算较低。但按每天3小时计，一年365天就是5475万元电费，如果算上节日延长，估计差不多6000万元。并且提出前不久闭幕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中，规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有重大影响或争议较大的项目，在审批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审批部门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公众的意见。但在公布招标方案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此项工程征求公众意见的消息。而在今年4月26日晚上，他还将《关于广州市暂停1.5亿光亮工程建议》发到市长信箱，并被受理，信访编号是201104260056。而这一建议的确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最终这一光亮工程被叫停。
“咆哮哥”的例子，对于政府公务员来说属于反例，但最终的结果，同样也体现了政府对于民意的重视。去年6月底，有位叫“厦门浪”的网友在广州市长万庆良的留言板留言反映广州市法制办公务员态度蛮横，并上传了一段录音，录音说明显示为网友与办事大厅当班工作人员当时在现场的言语冲突。留言中，这位网友把态度不佳的公务员形象地称为“咆哮哥”。在这段录音中，当事的公务员不仅不受理案件，甚至还想动用保安甚至警察来驱赶办事者，而在录音被上传之后，广州市政府和法制办都迅速做出反应，当事的“咆哮哥”被调离岗位，而且与其领导一道，亲自到“厦门浪”所在的小区进行道歉。而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迅速反应，同样得到了广大市民和媒体的称赞。
-记者手记
从“民”到“公民”
当我最早联系到举牌哥要求采访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做好自己被拒绝的准备。潜意识中想的是，一个中学生而已，采访他应该感到被媒体所关注的荣耀。但是，“举牌哥”却真的拒绝了，理由是那件事情已经过去，自己并非公众人物，本来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自然也应该回归到大众之中而不是继续出风头。
惊诧之余，我也觉得欣慰。因为这恰好证明了广东进行文化强省建设的目的，也证明了过去一年的建设是多么富有成效——— 广东人本来就不务虚名，即便建设文化强省，也甚少去制造噱头，而是踏踏实实地从基础做起，从细微之处提高了公民的素质，即便是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在理性表达之后，在媒体炒作和获得领导人肯定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定位。
不光是举牌哥，过去一年之中广东涌现出来的多起针对公共事务的个人诉求事例都证明了我们的社会表达方式正在趋于理性，比如“口罩男”抗议的光亮工程；“巴索风云”抗议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等，都是在一个理智的环境中，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理性，政府的开明工作态度与对民意的重视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公民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整个广东地区，整整一个阶层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如果说以往的“举牌哥”们只能算是普通的“民”，那么现在开始参与社会事务，开始热衷于地区政治建设的这批广东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公民”。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包括举牌哥在内的这些人，除了对于广东传统文化有着异常的热爱之外，也都有着异常的责任心和参与感———而这种责任心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正是现代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对于其成员的基本要求。而从民到公民，现在看来既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提升之后的必然。
由此，我们也可以用近乎推导的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建设文化强省，得以让公民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文化素质提高之后公民本身对于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参与态度和参与方式都会得到改变；在参与性和参与方式都形成成熟而理智的模式之后，我们的现代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模式就会得以顺利建成。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设文化强省已经不是一个口号，更不是一项单纯的工程，而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一项关系到未来广东社会整体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模式的基础。 专题统筹：陈志 蒲荔子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郑照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