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来监督权力不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
“三公”经费公开应成为一项法律
我的主题“让社会运转起来”，多少显得奇怪。社会的运转是个问题吗？各位未经任何单位的动员，自发跑来浙江省图书馆听我的讲座，这不是社会自发运转的证明吗？是的！这件事看上去稀松平常，但放在今天的时代是可能的。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群众和民间公益组织自发前往灾区救灾，放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时期就很难；今天民众开始通过网络参与，充当了社会制度的监督者、群众权益的维护者、公共议程的设置者等等诸多角色。
是的，社会的确运转了起来，但比起国家的运转和市场的运转，社会的运转还可以更完善些。
以市场为例，改革开放的最大成绩是让市场运转起来，由此开辟出中国经济的大局面，成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中国市场毛病很多，很多的垄断，很多的欺诈，很多的“达芬奇”。为什么管不住市场？因为消费者很弱，因为社会很弱，没有力量对抗资本。
再举个例，我们国家经济强大了，有力量办奥运、办世博会，但却常常管不住官员的腐败，为什么？也是因为社会无力，社会太弱，对腐败官员缺少制约的力量。只有社会真正运转起来，市场才能规范，政府才能廉洁，全社会才会有无尽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们的社会虽已经初具规模，但问题仍然重重叠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每一个人的努力。
“三公”经费公开，应成为一项法律
社会组织和社会建设，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关系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大家来破解，不只是政府、精英的责任。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场合的多次讲话，凸显出对国家长久的繁荣与稳定之社会基础机制的关注。因此在经济建设外，提出社会建设，实质也是政治建设。
我们需要强势的国家，同样需要强大的社会。社会弱势、国家强势，难以发展国家与社会的信任关系，假若信任关系断裂，就会陷入猜疑、逃避、孤立和停滞的困境。
社会弱小，就无力对抗资本的霸权，社会就更易受到伤害，就会集聚怨气和戾气，并不时以不恰当的方式释放消极能量。和谐社会是发展的可持续之道，但我相信，若社会弱势，则一定不能有和谐社会，因为弱势社会易受伤害，经常受伤的社会容易发生冲突。
社会弱小，更大的问题是无力监督和制约，更不必说有效参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建设。我们说要用权力制约权力；讲社会建设，我们还要用社会力量来制约权力。权力没有社会制约就一定会被滥用。提出社会制约，正是将社会不仅视为管理的对象，更视为建设的力量。
以社会制约权力，不是民主姿态，也非简单的民意裁决，而是要让这种制约制度化、常规化。就像眼下的“三公”经费公开，不能仅仅是国务院对自己部门的一纸公文，更应成为人大的一项法律，所有部门都必须把每年的预算和往年的决算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社会公布，公民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财政公开资料。
11年前，我在加拿大看到的公共财政报告，项目无论巨细，全有明确的列示和说明，甚至包括渥太华市长的薪水也老老实实地登记在案。
因为信息透明和公开，民众知道政府的钱的来路和去处，官员用众人的钱不能不有所约束。长期暴露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下，可以遏制官员的贪欲病，约束官员的非分念头。
推行公益活动，需要群众广泛参与
社会建设也能扼制社会的“恶质化”。社会恶质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黑社会”的出现。
为什么会有黑社会？只要存在利益的空间，而那里又出现权力的真空，或权力成为恶势力的保护伞，就有可能冒出黑社会，黑社会的存在恰恰表明了社会的弱小。在一个有着丰富民众传统和广泛民众参与的社会中，则很难有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另一方面，完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建设，如社会的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这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之“大”的真正含义。但我不大同意“小政府”的说法，这既不是事实也不可能落实，我主张有大社会支持的强政府。
社会建设需要人人参与，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好的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好的公益项目执行起来也难免打折扣。以环保为例，没有群众参与，没有社会的组织，就难以在社区、基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落实。台北推广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除当地政府动员执行有方外，群众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深入社区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挨家挨户、日复一日地帮助市民，给予指导、示范和鼓励，成就了一项改变居民生活习惯的大事。
作为最终的受益者，民众只有同时成为自主自发的参与者，才能真正实现公益目标。
丰富的创造力，蕴藏在民间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人的解放和社会活力的释放。但活力的表现主要在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活力和创造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社会没有活力，就不可能有创新。创新不能只依靠政府。确切说，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创新的环境。社会活力的释放需要靠社会建设，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
创新的最大能量在于民间和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有人对生意敏感，有人感情细腻喜欢诗文。我们一是要创造让群众容易发现自己擅长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创造机会让群众施展身手，做自己想做的事，为社会做贡献。
比如查文红，上海的一个下岗工人，志愿去安徽农村小学义务做老师，她的奉献不仅实质地增加了当地的福利，自己也收获了生活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公益人格在人群中有自然分布，让这些人发挥最大的能动性，成为慈善界的领头人，将具有社会模范作用。
各种人格的人，都可以在更宽松友善的社会环境中，发挥自己、实现自己、做出绝活，这样丰富的社会环境是政府设计不出来的。但政府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样有活力的社会环境继续良性循环起来。
上海的田子坊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这里原是一片旧街坊，在亚洲金融危机房地产一片萧条之际，被当地街道政府做成一个文化产业园区。金融危机过去，房地产重又火起来，田子坊面临被拆除的危险。田子坊群众据理力争，居然成功保住了这一片旧街坊，把它做成了沪上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成为最受游客亲睐的旅游名胜区，这里有艺术，有古建筑，有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家、建筑家和文化学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发挥，田子坊充满活力和创新。一句话，田子坊的保全，就是“让社会运转起来”的缩影。(记者 沈蒙和 通讯员 王冠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