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农民工移居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最大难题(3)

　　中国必须创出一条小生产者与土地分离的和谐之路

　　无需论证，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的基础上，我们绝对建设不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绝对有不了让中国老百姓都过上现代化生活的物质基础。城市就是打破小生产、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农民和土地分离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必然要求。马克思在尖锐地批判“羊吃人”的过程中，同样明确指出，工业化造就的自由劳动制度、工厂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避免和符合客观规律的。为什么呢？因为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阻挡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入了经济学。

　　以上的话，并无任何为资本的野蛮辩护之意。但我们不能指望通过“退回去”的方式避免社会痛苦。“田园诗”式的“桃花源”只能是一种幻想，而不可能成为民族振兴之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一条和谐渐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让社会成员能够共同分享好处的，而不是让一部分人承担痛苦和风险、让社会充满危机的城市化之路。

　　找到这样一条路并不容易。

　　在欧洲的工业化兴起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中都先后面临了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问题。前苏联尝试了集体农庄方式，结果随着公有制的解体，资本最终仍旧成了土地的统治者。日本迄今坚持了对小农经济进行补贴的方式，虽然一定程度地维持了农民和土地的直接结合关系，但也形成了发达的特大工业城市和凋敝的农村并存的“过密化”、“过疏化”格局。在其他后起国家，例如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则出现了人口过度向城市集中的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个特殊性就在于，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瓦解自然经济，而是强化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生产力基础还停留在手工劳动为主的阶段，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还是吃饱饭。而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与土地之间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生产力发展效果。

　　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需要让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获取工资性收入，需要依靠“城市反哺农村”来推进新农村建设了。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我们绝不能重走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暴力掠夺农民土地的老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避免重蹈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农村严重落后，城市贫困积累的覆辙。这对我们的城市化是一个新的考验。农民工住房问题，关键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和土地分离过程中的平稳过渡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最近一些地方尝试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实现土地资源集中与保护农民长远利益的协调。但在实践中，这个“股”能不能买卖流通，仍然困扰着制度探索者。但从长远看，可以认为这种土地资本化的尝试是有生命力的。因为这个方向意味着农民的土地所有者身份与直接的农业生产者身份可以实现分离。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这个大题目的答案，但我们相信说了多年的两句老话：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

　　(陈 淮 作者为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