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动车追尾撞上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生态的脱节，王勇平被卡在了夹缝中。“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以这句话作为终局，这个结尾无疑是开放式的。远赴波兰的王勇平，没能说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个性成败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新闻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
“脱口而出”犯低级错误
7月24日夜，“7·23”动车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在温州水心宾馆举行，当王勇平走进电视画面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愣了一下。
“在班里多次强调要穿正装，他怎么穿着T恤衫就上去了？”电视机前的史安斌隐隐觉得要出问题。
王勇平是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学生，史安斌则是主讲教师。
开场白作为新闻发布会的开端非常重要。史安斌在课堂上设计过一个案例，政府发言人做了一个有关出台《网络隐私保护法案》的新闻发布提纲。初稿开头为：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网络隐私安全保护法案》的一些情况。史安斌认为这样的开头过于直白，不能引起听众注意力。他建议改为：大家在上网购物时一定担心过自己的信用卡会不会被盗用，这才有了现在这个《网络隐私保护法案》。这样能从听众亲身体验入手，唤起注意。
电视上的王勇平显然顾不上这些了，他问记者：“你们让我站着说呢？还是坐着说呢？”
“这样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接受‘审判’的地位，不利于心理上的调节。”史安斌评述说。
当年他主讲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艺术，给学员们提出了一条硬性规定：在新闻发言人上场之前，必须要知道，今天他要回答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问题充分了解情况，占有足够的信息。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看到王勇平发“奇迹”和“信不信”两大雷人语，史安斌摇摇头，知道这个学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话显然是在没有充足准备之下的“脱口而出”。获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车头肯定是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焦点，但王勇平对此掌握的信息“还不如记者多”。在史安斌看来,电视里的王勇平“犯的绝对是低级错误。”
当年，培训班学员们曾被模拟新闻发布会搞得很紧张。有人模仿问题犀利的记者追问不休。但史安斌安慰学生们：“国内的记者一般不会连续追问发言人，也不会诘问或逼问。”
但在动车上40条生命骤然消逝之后，记者的一连串提问让王勇平乱了方寸。
“黄埔一期”中，不打官腔的学员受到了公众欢迎。史安斌一直坚持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同时他指出，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从而形成社会共识。而王勇平却因为表述问题加剧了官民对立。
制度之重
对内，官员出身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面出现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发言人易成领导“伴唱”
在史安斌看来，那场“奇怪”的发布会和王勇平的离任，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一个典型缩影。
早在8年前，史安斌就预示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2003年过后，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开始进行设计。在参加制度讨论之际，史安斌提出，应借鉴国外成熟经验，新闻发言人不该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专业职务。他既非一个什么级别的官阶，也不挂靠哪个部门，而应独立出来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类似部长办公室之类的单位。这个机构由团队组成，搜集舆情，整合本单位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