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特别强调，新闻发言人不能从现任领导中选拔，而应面向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员进行招聘。
当时有人提出，一个没有官阶的陌生人，进入单位内部，怎么了解信息？史安斌建议，像白宫新闻发言人一样，由权威领导进行授权，发言人可以列席所有重要会议。
但讨论的结果，史安斌的制度设计以四字评语终结：“淮橘为枳”。
王勇平的离任让史安斌“痛心不已”，并由此呼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拐点：专业化新闻发言人的到来。
现实是，许多身为新闻发言人的学员向史安斌抱怨：受制于官阶，他们根本无法参加单位重大会议，掌握不了核心信息，跟媒体相比甚至成为信息弱势群体。
忙于主业公务，他们无暇顾及媒体素养和传播素养的提高。
对内，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有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7月24日夜，当王勇平独自走到台前之际，史安斌感到奇怪。按惯例，中国式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主角还是参会的部门主管领导。西方的新闻发言人会一个人上场，但背后有强大的团队配合。在他看来，这场发布会是西方的形式，却是王勇平的“独角戏”。
百般思索，史安斌觉得低级错误的根源，出在制度本身。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主要有几大好处：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承担新闻发言人一职除了更专业，还可以节省培训成本。史安斌指出，事实上由于现在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随着仕途升迁，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流动过快。所以刚培训完一批学员，很快又要换人。
同时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团队能够给予新闻发言人足够的信息支撑，最终给公众更翔实的信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新闻发言人官僚化。”史安斌说。
众声喧哗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微博时代的空前挑战
2004年的一天，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正在教室里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突然推门进来三位记者，一个扛机器，一个打灯光，还有一个手持麦克风。他们径直冲向王旭明，一边自我介绍说是央视的记者，一边把话筒送到他的面前进行采访。记者称他们刚从教育部赶过来。在教育部门前，发现有几十名大学生在静坐，反映学校食堂伙食费上涨，伙食质量下降的问题。据说还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会正联名向教育部反映。“你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如何看待？”王旭明脑子一片空白，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用手遮挡镜头，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你们不能录……”
这场演练被认为是新闻发言人培训中较为惊心动魄的典型。然而媒体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得当年最难的演练在当今已成了小儿科。面对现实，特别是微博营造的强大场域，王旭明认为现在的新闻发言人更难当。
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和“奇迹”在网络中成为人们造句、编段子的原材料，一夜之间成为热词，史安斌觉得，除了内在的机制建设，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导致的全球、全民、全媒的媒介生态变局给当前新闻发言人以及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间表达的意愿在微博的平台上突然爆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追求平等，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以后的结果。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在史安斌看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发展，但新闻发言人自身并没有跟上这种发展的速度。两者严重脱节。
对内是制度困局，对外是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狭路相逢，加之王勇平的低级错误，他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
史安斌明白，内外两重困局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他期望一方面从上到下要给现任的新闻发言人创造更为顺畅的工作机制和理性的传播生态，另一方面要以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的经验教训为由头，加快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建设。
本报记者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