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因落选院士评选，此后宣布不再参与院士评选。此事引起舆论关注。
昨日，饶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落选，不可能是学术上的原因，特别是生命科学界，都知道问题在哪里。“有些人可能会说，落选是因为我多说话，有一点这个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饶毅说，首当其冲，是一些人对我们这一群人回来感到不安、不自在。
饶毅经常在媒体上发声，曝一些科学界的内幕。包括对科学界浮躁、中国科研基金的分配体制、学术不端、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等，由此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争议。针对这些问题，饶毅再次进行了阐述。他说，国内很多人对科学无兴趣，只是希望做科研而获得院士。“应该让年轻学生看到，不做院士，科研还可以做得更好。”
学术界高职称弊大于利
新京报：你发博客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院士候选人。博客是早写好的吗？
饶毅：这个博客是我三月写的，预计到自己不会当选。并不存在两个版本，我已经猜到(落选)这件事。
新京报：有人说，像你这样学术高水平的人都落选了，太诧异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院士？
饶毅：在生命科学界这20年的基本情况是，在国外做过博士后的，回国立即做正教授，或者更高级别。然后在《科学》、《自然》、《细胞》上发一两篇论文，或是几篇发在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新京报：当院士与做科学有冲突吗？为什么？
饶毅：当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就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科学活跃期比较早就结束了。尽管不少人做院士后，资源增加、文章数量增多，但真正质量和高度有提高的极少。
新京报：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饶毅：在科学水平本来就不如国际先进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的活跃期比国外教授还短，那么中国科学就只能在中、低层面追赶。
新京报：你还说过，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为什么？
饶毅：中国科学界浮躁的原因有很多，改变这一局面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
中国职称普遍太高，原因是历史性的。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因为中国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比较低，难以吸引国际的人才，所以只好以高职称作为补偿，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高职称的现象，弊大于利。因为绝大多数机构不能开除人，如果没有晋升压力的话，一些人是否好好工作，单位无法对已聘任者提要求，而只能听其自然。
做好研究不如拉好关系
新京报：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你和施一公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当时科技部长在答记者问时称，“他们深深地伤害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感情。”这篇文章为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回应？
饶毅：文章里主要说，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对中国的科研，没有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饶毅：每个申请研究经费的人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新京报：要搞好关系？
饶毅：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学问或是培养学生，有的干脆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使用。
新京报：这个秘密你公开说出来了，其他人什么态度？
饶毅：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常嘲讽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经费分配体制。矛盾的是，绝大多数人却默默接受了这个体制。
新京报：据你所知，现在研究人员是怎么拉关系的？
饶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授，虽然条件比现在差，科学热情却高很多，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去听学术报告。
在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现在，很多单位，不仅教授不听国际学术报告，甚至发出邀请的领导本人都不去听。
但有些人却为了当选院士的选票，而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中国科研文化出了问题？
饶毅：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是，在浪费经费资源、腐蚀学术精神、阻碍科研创新。
我们是发论文慢的活标本
新京报：在国内的学术圈中，你的论文数量并不多。2006年、2009年、2010年，你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饶毅：是的。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但是，我们实验室有多篇高质量论文，超出同期一般院士的论文。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个“慢”字？
饶毅：科学研究要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可以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做实验，积极从各方面推进研究。
目前，中国科学界发表论文比较求快。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学；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学才谈政策；也有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
新京报：我发现，你论文发表虽然慢，但对中国科学界各种问题的披露很快，经常在国内外的媒体上，看到你的尖锐文字。
饶毅：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这些文章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自然有科学交流的对象，无需在公众中谈。
新京报：那是不是要做个平衡，“科学研究”追上“博客”的发表？
饶毅：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原因综合而不可能快。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作为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学术不端不能依靠自律
新京报：未入围院士评选只是个引子，这次人们更多聚焦于学术风气上？
饶毅：学术不端是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前面我也提到过。
新京报：你认为“学术不端”的根源是什么？
饶毅：科学研究已成为一个职业，人数很多，含有各种利益，仅靠科学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纠正，是不行的。
新京报：相关部门怎么监管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饶毅：科技部设有诚信办公室，出台了比较好的政策，但这不是常设机构，资源和责任不足以起到很大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纪检监督局已经开始工作，处理申请基金委经费过程出现的不端，但不处理经费申请以外的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