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枪声倾帝厦，百年中华盼复兴。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古老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而在这场波澜壮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中，数百万海外华侨华人居功至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华人在“振兴中华”的光辉旗帜下，凝聚起强大的爱国热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创办报刊宣传共和，毁家募款支援革命，舍生忘死投身起义……
有学者把华侨华人称为“把封建王朝推入共和轨道的历史扳道工”，而孙中山先生则多次动情地说：“华侨乃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寻梦·圆梦：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
19世纪末，爱国华侨谢缵泰在香港以一幅时事漫画《时局图》向国人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号：以虎、熊、蛙、太阳和鹰为代表的英、俄、法、日、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中国的版图上肆意瓜分竞争。
危局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1894年11月24日，美国檀香山。孙中山先生和20多名进步华侨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建会章程鲜明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从此，“振兴中华”这个缘起于海外侨界的梦想，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强音，也成为一个凝聚全民族力量、贯穿中国百年现代史的伟大目标。
从美国旧金山到英国伦敦，从马来西亚槟城到日本东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迅速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中国再不进行革命就没救了。别看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们的爱国之心与救国之愿在被革命唤起后尤其强烈。”孙中山的曾侄孙孙必胜告诉记者。
中国华侨历史学专家任贵祥研究指出：“海外侨胞主要从几个方面支持革命：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革命组织；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为革命慷慨捐款；直接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兴中会首批20多个成员都是华侨。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迅速形成了“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的局面。
海外侨胞和华侨社团大力捐资输财，“解囊相助，不遗余力”，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主要的物质基础。华侨对革命的捐款总数达700-800万港元。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武昌起义前的镇南关、钦廉、河口等起义中，华侨均是重要骨干。1911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72烈士里有31人是华侨，李炳辉、郭继枚……一个个华侨的身躯倒在推翻帝制的道路上慷慨赴死，一个个烈士的英名刻在辛亥革命的丰碑上千古不朽。
光阴荏苒，时世蹉跎，但华侨华人追逐振兴中华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
上世纪30年代，在日寇大肆入侵中国时，海外侨胞又一次掀起共赴国难的高潮。仅当时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就显示，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汇回国内侨汇达数十亿。
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四分之三。南洋华侨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等人参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战粤北、桂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回国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迢迢江阳直向东”。新中国成立之初，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能专家王淦昌、数学家华罗庚……一大批华侨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局。
改革开放时期，又是华侨华人帮助中国打开、扩大了和世界的联系，带来了资金、市场经济理念和管理经验等宝贵资源。
1979年，泰国华商谢国民来到了当时的边陲小镇深圳，取得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还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为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
“我们敢于率先投资，首先是希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其次是看到了10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谢国民在回忆到国内投资的初衷时说。
1980年至2008年，中国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63.6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990亿美元，其中海外华资占近70%。
朱奕龙15年前毅然放弃在西班牙的舒适生活，来到西部的宁夏扎根创业。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将一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发展为横跨多领域的企业集团。
朱奕龙告诉记者，今天的中国国力强大，人民安康，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海外侨胞，我为自己能够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中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觉得自己正处在百年来距离实现‘振兴中华’梦想最近的地方。”朱奕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