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乡·爱国：从乡土情怀到国家意识
广东台山华侨曹汤三在鸦片战争后“卖猪仔”到美国谋生，以前赚了钱就寄回家乡，但自从认识了孙中山，就将辛苦赚到的收入和存款全部捐给了革命，而他远在老家的妻子只好做些浆洗的活计勉强度日。
“辛亥革命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丰富了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在评价辛亥革命对广大海外侨胞的影响时说。
辛亥革命前，华侨的足迹已遍布世界五大洲，总数达数百万。这些海外游子心中时刻保存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普遍表现为以爱乡为主的朴素爱国主义。
移居异国之初，由于人地生疏，势单力孤，海外华侨大多加入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结成的互助性社团以便互相联络，其中以国内原籍地所在的省、府、县或乡村为名的组织最多。
为了将华侨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孙中山花费大量精力改造海外华侨会党和其他社团组织。在东南亚各地，孙中山大力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为了改造美洲致公堂，他首先加入洪门，并重订洪门致公堂章程，将三民主义思想融入其中。
与此同时，海外侨胞不断办报纸、写文章，宣传革命，鼓吹共和。“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一位兴中会早期成员题写的诗篇在海外侨胞中广为传诵，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救亡运动的开展，广大华侨的故乡庐墓思想被引向革命爱国主义。越来越多华侨明白，只有祖国强盛才有华侨的扬眉吐气，而祖国要强大就需要革命。
李海峰认为，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华侨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血缘观念，他们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
华侨为革命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事迹感人肺腑、荡气回肠。为支持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变卖商店和农场捐作起义的经费；越南华侨黄景南虽然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卖豆芽小贩，但也毫不犹豫将大半生积蓄捐给了革命……
广东华侨潘受之曾获赠孙中山“节义留芳”横匾，他的女儿潘瑞欢如今已88岁高龄了。她至今记得父亲当年带她到新加坡时的情形：“父亲指着三幢漂亮的小洋楼说，这就是用他赚的钱盖起来的，他非常自豪。但更让他自豪的是，他后来把自己的辛苦所得都捐给了革命。”
辛亥烈士郭继枚的祖父在南洋经营矿业有成，曾为革命捐助大量金钱。郭继枚在婚后3天就写下绝笔书，偷偷回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时年仅18岁。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尹晓煌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促使海外华侨超越了“家乡意识”范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广大海外华侨走进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
“辛亥革命前后，海外华侨从‘小广东’的地方意识，发展为‘大中国’的国家意识，以及新国民意识的构建，对成为新国民充满了欢愉、期待和展望。”台湾学者汤熙勇感叹道。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使华侨对自身地位和力量有了新的体认。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被参照，并被汲取出众多宝贵财富使海外侨胞的人心和斗志不断得到砥砺。
1939年，马来西亚华侨女青年白雪娇瞒着父母回国参加抗战。她在临行前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动情的告别书：“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缅甸华侨叶秋莲变卖自己所有的家产和首饰，将所得3万元捐给祖国抗日，自己因生活无着而削发为尼，并留下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
历史学家指出，随着时代潮流和海外华侨社会的演化，由乡土宗族意识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转化，这是华侨爱国史的鲜明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以更加炽热的爱国热忱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捐资助学、修桥筑路、扶危济困等方方面面都奉献着爱心。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强震后，全球华侨华人的赤子之心越千山、渡万水，迅速汇聚在遭受苦难的地震灾区，短短4个多月就以各种形式捐资赈灾超过13亿元。
“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程君复曾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继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后的“第三次空前大团结”。
目前，华侨华人已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180多个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组织，他们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号，广泛宣传和平统一主张，愤怒谴责“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行径，利用各种形式推动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