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革命无以救人民”，举义重庆
1911年，成都爆发保路运动。
张培爵激于义愤，与诸位革命党人密谋起义。他说：“非革命无以救人民。”
1908年，由于清政府加紧对革命党人的监视和搜捕，成都同盟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之中。
无奈之下，张培爵只能以赴川南各县筹备学校经费为名，离开成都去外地活动。一路上，他四处演讲，鼓动同盟会员加快革命工作，准备起义。
后来，重庆同盟会主要负责人杨庶堪在重庆府中学堂任监督，力邀张培爵到重庆任教。
张培爵欣然前往。他认为重庆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多，十分有利于革命活动。
抵渝不久，张培爵即参加由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李肇甫(伯申)、黄金鳌、黄复生、曾省斋、张颐、方琢章、向楚、熊克武等组织的“乙辛学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培爵越发认识到军权在革命起义时的重要性，因此极力在军中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重庆驻军主力为新巡防军及城防营、炮兵营、水道巡警等，于是，张培爵就通过关系，把不少革命同志介绍进去。
成都爆发保路运动后，张培爵与杨庶堪、谢持、朱之洪等人日夜密谋起义。
这时，一条一条好消息不断传来——武昌起义成功，九江、安庆、贵阳先后独立。
“全国形势那么好，我们也应该行动！”张培爵对身边的同仁说。经过讨论，重庆同盟会决定发动起义。
此时，又一条让张培爵等人兴奋的消息传来——
原清新军十七镇中排长、同盟会员夏之时，已于11月5日在简阳龙泉驿率部200余人武装起义。该部队经简阳、乐至、安岳一带东下，规模已近千人，正向重庆开来。
闻后，张培爵等人极为高兴。他说：“有这样一支武装，重庆起义成功有把握。”随后，他们召集同盟会员研究起义各项准备工作。
一方面，他们决定革命政府名称沿用武昌革命军政府称“蜀军政府”；另一方面，分派同志赴清军各部、商勇民团及学堂组织安排游行队伍，并草拟军政府组织方案及有关政策条文。
1911年11月22日，夏之时率革命大军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入城仪式。张培爵、夏之时于同日通电全国并报孙中山大总统，“重庆蜀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张培爵任蜀军政府都督。
舍弃权利，促成成渝合并
重庆独立后，川东、川南、川北数十州县相继独立，革命烈火遍及全川。
四川总督赵尔丰深感清政府覆亡，遂暂作隐退姿态，将政权交咨议局议长蒲殿俊。
不久，“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与重庆的“重庆蜀军政府”形成对峙。前者，由“哥老会”成员组成，代表封建势力；后者，由同盟会员主持，代表革命势力。
此时，蔡锷领导的滇、黔、鄂三省致电张培爵等人，承认“蜀军政府”，而诋“大汉军政府”，并愿派兵声援重庆蜀军政府西上，进军成都。
张培爵等人深感问题严重，遂召集蜀军政府成员会议。席间，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西上戡乱，有的欢迎客军入川。
张培爵认为，应以大局为重，如贸然以兵戎相见，百姓必遭大劫。革命的目的原是为国为民，不应该借外援来谋取个人权位。于是，他告诉参会者：“哥老会诚是诟病，然四川应以大局为重，吾人岂为权利而革命乎？如此，必大乱！”他建议成渝两军政府以协商解决为宜。
张培爵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在场多数同志的赞成。随后，他复电蔡锷，不同意让客军入川，并派朱之洪为全权代表，与“大汉军政府”代表张治祥共商军政府合并事宜。
会谈后，成渝两地革命党人均感在两军对峙、两地分治的情况下，事权既不统一，财政亦无法整理。
于是，成都革命党人董修武、杨维、龙光等首倡合并之议，杨庶堪、张培爵、夏之时、熊克武、谢持、朱之洪和向楚等亦表示赞同，并加快合并步伐。
至此，成渝合并的时机完全成熟。
1912年2月2日，双方换约。2月12日，张培爵率领警卫部队启行赴蓉，任命陈先源为行营参谋长，卢师谛、向楚、方潮珍、张颐、赖肃等随行。
到隆昌后，张培爵召集行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培爵决定：把正都督位置让于“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己就副都督职。随后，通告所属，取消了重庆蜀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