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苏联专家为我国援建过几个航空工业企业，而支援我国的飞机设计资料除设计图纸外，却只有强度计算报告和静力试验任务书。我们照葫芦画瓢，按图纸加工。按照苏联航空工业体制，当时我们中国的工厂充其量是复制厂，所必需的飞机设计规范等资料，人家不给。顾诵芬每次向苏方提出订货时，都要填上《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但都没有答复。
可毕竟每一种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飞机概念设计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我们难道甘心永远当苏联的复制厂吗？！当年，顾诵芬与领导和同事们痛彻心扉地感觉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
可喜的是，当时的航空工业局1956年8月下达命令，分别在沈阳112厂(即今“沈飞”公司)和410厂成立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调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顾诵芬等到飞机设计室工作。徐舜寿任设计室主任，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26岁的顾诵芬承担的是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从此，在浑河之滨，一支荟萃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人员的队伍开始聚集。“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贺铸《六州歌头》)”设计室不到百人，平均年龄22岁，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走到了一起。
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定名为歼教1的新飞机设计工作就开始了。
歼教1的设计中负责气动部分的正是顾诵芬，确定这种飞机总体参数的任务落在了他肩上。面对各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他像一块磁铁，把所有搜集到的苏、美及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与面临的课题综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终于完成了全部飞机气动数据的确定。
顾诵芬的博闻强记在业内是出了名的。1965年毕业分配到所里的一个同事曾说，到所后第一次听顾总讲课，顾总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他当时就感到由衷的敬佩，因为这样讲课的，他在大学里只见到过一次，是钱学森先生的课。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所见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论名气有多大，再没有第二人。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首飞成功。顾诵芬于大学毕业的第7个年头，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也随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实践中建立了简洁、高效而实用的飞机气动设计计算方法，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在科技方面有如此建树的顾诵芬是有家学渊源的。1930年2月4日他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顾元昌曾获朝廷“钦加四品衔，赏给正四品，封典覃恩，诰授中宪大夫”。父亲顾廷龙28岁时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7月，应友人盛情邀请，到上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编著过多部大型重点图书。顾廷龙94岁的一生为我国的图书事业操劳奔波，被誉为“万卷治琳琅毕生尽瘁图书业，九五铸风华终身追求清澄路”。顾廷龙的书法亦闻名海内外，钟鼎金文的建树堪称尤功。他的书法丰茂雄浑、质朴古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毛泽东同志对顾廷龙的字十分熟悉并非常欣赏。
家学如此渊源深长，国学大师的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父业，而从事了科技工作？顾诵芬曾回忆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与父母住在燕京大学附近，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他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十九军的驻地离他家不到两千米，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那一年他7岁，耳闻目睹，小小年纪就对飞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他以后立志投身航空事业的缘起。
1951年8月，顾诵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兄早亡，已是独子的他即将离上海远行去沈阳，令父母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别离。父亲曾写日记说“舐犊之情，何能自已”，但仍全心支持儿子投身航空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