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官员：防止农民工身份长期固化

　　人物档案

　　黄延信，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对话背景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新型劳动大军的主体，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获得城市认同，他们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1亿多。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这次研讨的黄延信。

　　中国青年报：现阶段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

　　黄延信：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的城乡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滞后。目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4亿人，这个群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工问题理应随着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而逐步解决。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有大思路、大政策，我们应明确一个理念：要促进融合，防止固化，坚定不移地深化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农民工融入所就业的企业、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学校，一定要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

　　中国青年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如何？

　　黄延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初中、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农民工大军；有的则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在经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实际上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就是因为其父辈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社会就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非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人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是严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一代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到城里来的目标等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融入城市的要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新市民来支撑。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但是，每年“民工荒”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企业、社区和学校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接纳。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

　　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再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称呼他们，需要安置就业的可统称为新增劳动者，需要在城市解决各类问题的可统称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称谓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