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改革的核心是对个体的尊重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成都而不是别的城市为样本来做研究？
多丽丝.奈斯比特：事实上，我们在决定要关注城乡一体化问题之前就选择了成都。当时我们刚完成《中国大趋势》，一拿起中国地图，就认为应该关注中国的西部。当你把眼光投向中国西部地区，成都就很容易进入视野，于是我们决定到成都去。
我们研究城乡一体化需要的是一个城市作为中心，同时需要周围的许多乡村，这些乡村存在和农民相关的各种类型的问题。成都能够提供这两者，它不仅有非常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并且是一个有些地方依然十分贫困的“大成都”。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提出了成都模式中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三个要素，大家会问是政府引导还是你们自己调查的结果？你如何理解这些因素？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提出这三个重要因素，形成了一个三角，而这个三角不是成都市政府提出的，是我们基于自己的调查所形成的理解。我们将我们的发现与成都的领导分享，他们很赞同，并且表示在这个三角的正中间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这在成都的故事中真的非常重要，这是中国的一个转变，从集中化思考到对个体更多关注，这也是成都的改革背后的核心。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认为基层民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但很难在不提到其他两个部分的情况下说明它的重要性。基层民主使农民拥有法律基础去使用土地，从而真正获利。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一个乡村的农民决定将土地租赁给一家大公司建成果园，农民有权利在果园获得工作；但如果他们不愿意在果园工作，他们可以选择去成都市区工作，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利享有医疗保障、子女在城市上学的机会等公共服务。
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三者如何运作的，也说明了三方之间同时作用的重要性。
中国新闻周刊：整部书基本上全部是肯定之辞，成都发展并无问题或挑战、困难？
约翰.奈斯比特：你认为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吗？悲观主义者从来都做不成任何事，他们只会告诉人们事情有多可怕。只有乐观主义者会说：“这里还存在可能，让我们来做吧。”是乐观主义者在完成事情。
我是乐观主义者，在西方有许许多多和中国有关的悲观言论，而积极的一面有巨大的缺口。事实上我们每次来中国都能看到许多积极面，尤其是从中国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这是我看到的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你所提及的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指出一些问题，比如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成都模式是否可以解决？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并非是穷人在变穷，而是富人变富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富的速度。穷人的生活在变好，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
多丽丝.奈斯比特：成都三角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有些人能够致富往往是因为他们在财富链的顶端，而底层的人则相反。但是经过成都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农民有了财产权，土地不能简单被征用了，他们能得到更好的补偿，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土地，就可以从中获利。
我们事实上是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从1982年的《大趋势》到1996年《亚洲大趋势》，到2010年《中国大趋势》， 再到如今的《成都调查》，你的研究视角是否在变窄？
多丽丝.奈斯比特：并不是！是在深入，深入！当你想要分析一个东西，而你的研究范围非常巨大，你要做的是选择一个部分，仔细去靠近研究那一部分，这让你能够从它来对整体做一个结论。
约翰.奈斯比特：这也是出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我认为中国任何两个地方之间都非常不一样，为了继续了解中国，我们必须真正到那里去看、去体验。不能是北京、上海、广州，要全面了解真正的中国，所以成都是一个非常合适去调查的地方。最关键的是成都的人，他们真正开始尝试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城乡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起初新书的定名是《成都模式》，后来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决定改为《成都调查》？
约翰.奈斯比特：成都不愿意被称为一种模式，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个人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这个模式让我们认识到真正关心个体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不关心人，就不会有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不喜欢人们称你为未来学家，但是你一直在分析未来？
约翰.奈斯比特：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未来，我们事实上是学生，去学习这个世界，写下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你需要一点直觉，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不能害怕犯错。我们不需要保持正确，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犯错，就会停滞不前，停止学习，停止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有什么研究计划？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还会继续关注中国西部。我们目前在成都也成立了办公室。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这是没有疑问的。从极端贫困短期内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本刊记者/赵杰 文/王雨琦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