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敢于接受批评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
中国青年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新浪网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初，仅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就有9960个。您怎么评价政府部门开微博？
刘瑞生：这很值得肯定。以前，当网络上出现舆论事件时，相关政府部门更多地是被动应对，有时甚至进行简单化处理。但现在许多政府部门主动开微博，这是极大进步。
现在的政府部门微博，有一些做得非常好，比如“外交部小灵通”、以“平安北京”为代表的公安微博等。但有些政府部门的微博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微博缺“魂”，只是简单发布一些工作信息，粘贴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闻。
中国青年报：那他们应该怎么做？
刘瑞生：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在微博上，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更平等、更近距离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政府部门的微博想要取得好效果，就不能高高在上，而要学会与网友打成一片，在与网友的频繁互动中形成顺畅沟通，并在线下解决具体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与微博有关的问题时，政府部门官员应该有底气，要相信网民中的绝大多数。前不久，江苏省镇江市城管局长郭必东在网上对自己单位司机下班时间开“霸王车”的行为向网友道歉，并主动承担责任，表示欢迎公众监督。有意思的是，在郭必东上网道歉前，网友几乎是一片骂声；可是在他道歉后，网友的回复中慢慢多了宽容的声音，甚至有网友为郭必东敢于认错的品质喝彩。可见，网上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多么可怕。关键问题是，政府官员在面对网络上的批评时要有底气，有错误就诚恳道歉，是误会就耐心解释，敢于接受批评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微博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哪个更大？
刘瑞生：微博时代，政府社会管理受到的挑战不小，机遇也很大。只要用得好，微博完全能起到加强官民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等积极作用。
我们政府执政理念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微博实际上就为普通公众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渠道，而且它还大大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以接访为例，现实中的大接访往往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只要政府愿意，微博上天天都可以大接访。可喜的是，北京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微博前不久开通了私信功能，能与公众一对一地沟通。这种做法很值得全国推广。
只要越来越多爱国网友站出来，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很难得逞
中国青年报：《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提出，微博等新媒体是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然而有人认为，早在今年2月，“美国之音”就宣布停止对华广播了。美国都放弃了意识形态攻势，我们继续提意识形态安全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刘瑞生：对于“美国之音”宣布停止对华广播一事，国内存在很多错误认识：首先，“美国之音”只是在今年2月宣布计划停止对华广播，实际上它并没有停止。今年9月30日，它已宣布将继续对华广播。蹊跷的是，关于“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的新闻国内报道得很多，关于其继续对华广播的新闻国内几乎没怎么报道；其次，在“美国之音”今年2月宣布计划停止对华广播时，涉及的也只有粤语与普通话两种语言，藏语广播他们不仅没有停止的计划，反而是要加强的。用“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做新闻标题很容易误导国内公众。最后，就算“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也不等于美国放弃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要知道，他们在拟停对华广播的同时，是要将这部分人员、资金等资源都投入到以微博为“主阵地”的对华网络新媒体传播攻势中。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战略正经历转型，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新媒体。“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早就相继开设了中文网页、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在推特(国外知名的微博客服务网站——编者注)上注册了账户，并且不断资助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人开设中文博客、微博。
在“美国之音”刚刚公布的2012年至2016年的规划中，也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强新媒体传播战略。众所周知，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没见底，政府赤字情况也很严重，即便如此，“美国之音”今年的预算资金不降反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但没放弃，没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中国青年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略转型背后的原因何在？
刘瑞生：美国历来是很重视投入与产出比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也不例外。传统的电视、广播等传播手段容易受到政策、技术的限制，很难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可是互联网新媒体，几乎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轻易接触到，而且破解技术限制的方法也相对更简单，所以它自然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选为意识形态攻势的新阵地。
中国拥有5亿网民和9亿手机用户，是全球新媒体用户数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前任驻华大使、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洪博培日前在一场总统选举的党内电视辩论中就明确说，应联合他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这些人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有8000万博主。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
尽管这只是洪博培的“一厢情愿”，但毫无疑问，我国应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青年报：有人反驳说，微博就是微博，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问题。
刘瑞生：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说只有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算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在新媒体时代，其表现方式无所不在，一部大片、一个电子游戏、一篇报道、一张图片，都可能暗含意识形态。所谓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观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实就连“美国之音”的记者也认同我们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势战略转型的判断。今年7月9日，我们举行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新闻发布会，书中有一篇关于“美国之音”的报告。发布会前，我们先把报告提纲发给了相关媒体。结果发布会当天早上，来得最早的媒体就是“美国之音”。我们的发布会9点开始，他们的记者8点就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在采访我时说，他们认为，我们的报告是目前对“美国之音”新媒体意识形态战略认识最全面、客观、深入的文章，他们会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带回“美国之音”总部。
中国青年报：那在这场新媒体战争中，我们只有防守的分儿吗？
刘瑞生：当然不是。在世界传播旧秩序中，西方媒体占据着绝对话语权。在微博等新媒体环境中，西方媒体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新媒体毕竟是开放、低成本传播的平台，任何个人、组织甚至国家都能运用它传播自己的声音。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以饶谨为代表的爱国青年揭露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编者注)等西方媒体对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由于国内主流媒体缺乏第一时间的声音，给CNN等西方媒体留下了造谣的空间。当时，我们国家在国际舆论中很被动。饶谨等几个爱国大学生挺身而出，发起“收集整理西方主流媒体作恶的证据，发出中国人民自己的声音”的号召，并建立了反CNN网站。饶谨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华人的广泛响应，反CNN网站的日访问量迅速突破50万。而饶谨等人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的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片、视频，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认识到了西藏“3·14事件”中被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我们在国际舆论中的声誉。
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爱国力量。其中一些年轻网民，不仅懂外语，比老一辈更容易接触到世界舆论中关于中国的言论，也更能及时辨别出意在攻击中国的不实信息。只要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爱国网友站出来，西方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就很难得逞。
中国青年报：除了应对人家的攻势之外，我们也应加强自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但现在不少年轻人对我们国家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全无概念。您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
刘瑞生：首先需要明确，并不是说得越多、声势越大，意识形态构建的效果一定就越好。以写一篇赞扬好人的作文为例：如果只是一味简单、空洞地赞扬某人好，读者未必真会认为这个人好。但如果能写出一些具体生动的故事来，可能不用一个“好”字，就能让读者读完故事后自然而然地对这个人留下好印象。这才是实现了有效传播的好文章。
在微博等新媒体时代，不是说把传统的报纸、电视媒体的东西放到网上就完了，而是要学会生动地讲故事，学会互动，真正抓住公众的心。比如《亮剑》、《潜伏》、《士兵突击》等电视剧，其中并没有直接或机械地宣传意识形态，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在抓住观众的同时也让他们接受了主流价值观。这才是我们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中需要的文化作品。
另外，我们在注重意识形态构建的同时，更要下功夫尽快解决那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当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了，现实生活幸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才真正具有说服力。反之，如果现实情况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出现大的反差，那我们说得再好，可能也很难取得良好效果。本报记者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