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10月份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到11月底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闭幕，两个月时间，14个省级党委完成换届。
换届五年一次、一次管五年。“形成一个好的发展思路，选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始终是换届的两件大事。
几上几下，广纳良策。14份省级党代会报告，14个省区未来5年的施政“宣言书”、“路线图”。其中不少省区宣示要坚持稳中求进，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惠民生、促创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站在新起点，谋划新发展，这些省级党代会报告，继往开来中，如何不为传统路径所限，按照“问题导向”转型闯关；砥砺前行中，如何不被地域思维所惑，对接“国家理念”找准路标，打开发展新境界？
“扩大总量本身没错，关键在于通过什么路径”
自破定式竞好争先：增长效应变“速度性”为“结构性”
“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渐显现。
“稳增长”背景下，是重回依靠资源要素驱动的老路、追求“速度性的增长效应”，还是“咬紧牙关”坚持走转型升级的新路、谋求“结构性的增长效应”？
“跳起来摘桃子，实现超常规发展”，成为不少经济后发地区党代会报告重彩的一笔。
云南省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跨越发展。“我们的跨越发展有具体指标，到2016年，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11年翻一番以上。”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维川说。
不独云南。在设定未来5年奋斗目标时，安徽、新疆、江西、广西、福建等省区不约而同地提出，GDP要实现“翻番”。一些省区，虽未叫响总量翻番，但同样保持着追赶型发展的跑姿：河南目标明确，“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力争人均地区GDP实现“翻番”；资源大省山西，要在奋力赶超中争先进位，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每年追赶一个百分点”。
强调发展不足，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矛盾——跨越、赶超自有其逻辑力量、情感力量。
“云南有80多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00多个县要靠财政转移支付保运转，你不跨越发展，拿什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郑维川的话引起许多人共鸣。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投资强度，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经济学教科书式的阐扬，早已被沿海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所印证。
“扩大总量本身没错，关键在于通过什么路径扩大总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增长应呈现不同的特征。中西部地区需要赶超，也有赶超的空间，“但不要再认为发展就是GDP增长。做大经济总量，既可通过调整结构，也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
如何确保增量是优质的增量，是为优化经济结构赢得空间的增量？面对迥异于沿海发达地区早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如何破解跨越发展、加快转型的双重压力？
“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在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苏长青看来，这是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的一大亮点：“可以说，走好这条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价值所在、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