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刑法上定罪，不仅是要警示，更重要的是要预防。即便是给恶意欠薪的行为定罪量刑了，但很多欠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最终的目的不是给人定罪量刑，而是要解决拖欠工资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春节将至，务工人员能否按时足额拿到工资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1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刑，引来一片喝彩之声，公众对此也充满期待，希望法律的出台能有效遏制欠薪现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今，一年过去了，业内人士呼吁，应该加强恶意欠薪入刑的可操作性。
拖欠工资事件时有发生
记者了解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以来，拖欠工资的情况在各地各行业都时有发生，在个别行业如建筑行业甚至成为常态。
“如果换作别人，这个官司可能根本就打不下去了。”在北京承接工程的一名福建籍包工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他从1996年起，便开始带着200多名工人干工程，一路顺风顺水。但是，由于工程的承包方拖欠其近200万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在打官司讨工资。
这名包工头说，最困难的时候，由于无法给工人发工资，他曾经在春节前后被工人围在工棚里好几天。
“当时所有的工人都堵在我们屋里，怕我们跑了。由于屋里人太多，到了晚上大家都不能睡觉，就一直坐到天亮。”这个包工头回忆说，就这样僵持了将近50多天，直到他卖房子借高利贷将拖欠的工资付清。
“虽然我被堵了50多天，但是那些农民工比我更可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拿不到钱根本没法回家。有的农民工出来干活的路费都是借的。”这名包工头说。
据常年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北京律师时福茂介绍，2006年，农民工讨薪达到高峰，在他所在的律所接收的1330个农民工维权案件中，讨薪案就有1200件。但从2007年开始，农民工讨薪案件在该所接收的案件总量中逐年下降，2011年前三季度只占15%。
时福茂说，一到年终，劳动争议案件呈猛增态势。“平时，20人以上的劳动争议案件，一个月能接一两个，而到了年终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案子上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分配秩序混乱的一大表现就是欠薪逃逸。“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欠薪逃逸的情况时有发生，拖欠半年、3个月的工资，老板转身就不见人了。此外还有拖欠工资，比如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是常态，不拖欠工资倒是令人很吃惊、很惊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邱小平对此也坦言，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建设领域，很多施工企业强调工程款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因此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出现拖欠工资后，实际上是经济承包纠纷与劳动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长的债务链，增加了解决欠薪的难度。
对于恶意欠薪背后的原因，苏海南分析认为，“首先，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过于求，处于弱势，部分不良企业主不仅压低劳动报酬，而且连承诺支付的报仇也未支付，这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基础性原因；其次，部分企业主理念上存在偏差，唯利是图，通过克扣拖欠工资的方式来盘剥劳动者。劳动者自身也缺乏有效的维权能力。在被拖欠工资后，不知去哪里投诉、反映，只好默默承受。诸多因素结合，造成了这个问题。此外，劳动监察查处恶意欠薪案件的力量也有所不足。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时候可操作性不强”。
如何定罪存在一定难度
2011年年底，四川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在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胡某因拖欠20余名工人工资共12万余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1年10月，双流县公安局补充完整证据后，将该案移送双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双流县检察院认为胡某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且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双流县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对此公开表示，此案提起公诉前很慎重，毕竟这在四川省尚属首例拒不支付劳动者薪酬案，此前并无经验借鉴。在会同公安、法院进行协调会商后，大家一致认为，胡某拖欠劳动者薪酬的恶意程度非常明显，应当依法接受法律制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恶意欠薪入刑在具体执行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应该加强其可操作性。
“对老板是否‘恶意’的定性比较困难，这需要一个具体的标准。另外，还需要其他部门出台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证实拖欠工资的老板有多少财产、拖欠工资是否是主观上的故意？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标准。还应该注意的是，谁来举报、怎样侦查、如何定罪，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侦查初期带来一些难度。”时福茂说。
苏海南则建议，首先要明确恶意欠薪的标准，有的欠薪是由于企业生产状况恶化，或是因资金周转不灵临时出现的，不是企业主主观故意欠薪。而恶意欠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主观有意，本来劳动合同承诺的工资不如约支付。其次，欠薪额度的多少很关键。额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是人均角度，一个是总量角度。被拖欠工资者的人均数量是多少，这个也可以作为恶意欠薪的定罪标准。此外，对于被劳动者举报、被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行为，也应列入恶意欠薪标准。上述种种情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恶意欠薪的标准具有操作性。
“那些拖欠工资的人就该坐牢。”上述包工头说，尽管经过长达数年的诉讼，他赢得了官司，但是得不偿失，“欠的200万元还是没要回来，即便要回来了，经过这么多年，也是身心俱疲，200万元肯定也不是当年那个价值了。而对于那些拖欠工资的人或者公司来讲，可以说没有任何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