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家谈南方谈话20年：没闯劲进一步改革更困难(2)

　　“没有闯劲儿了，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

　　对改革的焦虑让人欲言又止，但焦虑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症候。“我认同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说的，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走向共和，但带来了一种多动症，改革的多动症，不断地改革、折腾，但却没有高屋建瓴的看法。”冯苏宝说。

　　不过“南方谈话”不一样，冯苏宝觉得除了领导人的魄力，谈话里头提出的整个社会构架都是高屋建瓴的。“我们研究中国模式，发现邓小平的精髓有两点：其一，他用的是曾被批判过的话，如搞调和论、不坚持原则，而他恰恰是讲调和，这是种折中主义，比如姓“资”姓“社”我不管，只讲发展生产力。其二，他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了，不管政治如何，经济可以单独发展。”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头脑也很灵活。”但让冯苏宝感到焦虑的是，现在谈论问题往往缺乏宏观的高度，“一些问题谈得很专业，完了之后，发现一点意思也没有，有些还没看清楚。”

　　方向感的缺失让人苦恼，而现实中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直接照搬或学习。当年讲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吴松营说，“特区的精神是敢‘闯’,没有闯劲儿了，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

　　与邓小平当年的振臂一呼相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现在的改革需要的仍然是顶层设计，“真实的问题在于改革的导向问题，改革缺乏共识，也没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而要达到这种共识，取决于改革能不能在实现大多数人利益上有重大突破。”

　　以深圳为例，冯苏宝说，“深圳改革的辉煌在南巡之前，南巡之后大概又持续了五年，再以后的改革就不再那么大刀阔斧了。”

　　涉及具体领域的改革常有，但涉及社会构架的清晰的改革思路已很少见。在深圳市政府法制办的一次会议上，就特区立法，冯苏宝尖锐地批评：“现在我们用特区立法这个权，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手笔，伤筋动骨的，比如行政体制改革，这方面基本上没有考虑。”

　　“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

　　曲建直观的感受是，改革变得平稳了。曲建是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同时也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

　　曲建对本报记者说，“20年了，就像盖一座大厦，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了，现在是内部装修阶段，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天两三层楼地飞速增长，现在是一点一点地完善。”

　　他不认为改革陷入了泥淖，“以前是穷，穷则思变，现在人富了，改革的动力就变弱了。”

　　吴松营说这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在作祟，“他们只想寻找既稳妥又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发展方式，没有冒险的要求了，也就没有探索的动力了。”

　　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在冯苏宝看来却不是大问题，“现在要解决的还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方向确立了，协调这些人的诉求只是个技术问题。”

　　今日改革的难度自然非当年一穷二白时可比，“今天的深圳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不可同日而语，船大难掉头，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曲建说。

　　吴松营承认，深圳发展到现在，再有大发展也不容易，“但这时更需要有敢闯的精神，为全国的改革探路，但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