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未说过“大学生毕业就想买房心态不正常”

　　今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就住房问题接受了人民网记者专访。全文如下：

　　人民网记者：郑教授好，今天发现《广州日报》发表对您的一篇采访稿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您能否和我们再谈谈住房问题？

　　郑功成：今天我确实听说有多位网友在议论这篇专访稿，除少数参与讨论者外，大家热议的主要有一段话即“大学生一毕业就想买房，心态不正常，美国也没有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二三十岁的时候，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有什么不好？”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广州日报》发表的这篇采访稿并非我审定返回的稿件，这一段话根本不是我说的话。我今天中午怕记忆有误，还特意从邮箱中调出昨天亲自审定并返回该报的记者采访稿，发现从头至尾都找不到该报发表的这一段话，标题也应当是“郑功成：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才是根本之策”，因此，引起网友们如此议论甚至少数人不满的，并非我的言语，所以实在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也感叹这样的舆论环境其实并不利于讨论问题。我可以将昨天该报记者采写并经我审看的稿子完整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发布出来，以增进网友们的了解，否则，无端引致新的不安与焦虑，就并非我的本意了。恰恰相反，我一贯主张的是国家不能让百姓太过不安与焦虑，而是要努力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包括住房在内，应当提高人们稳定的安全预期。

　　在此，我还想表达的是，媒体与编辑、记者都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舆论是社会公器，必须客观、公正、理性，绝不可为了抓眼球而炮制耸人标题，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臆造受访者的言论，这不利于受访者与读者、网友之间的正常交流，也不利于公众理性地思考问题，因为读者与网友得到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引起的可能是无端的焦虑。因此，我不赞同《广州日报》用这样的标题和这样臆造的文字发表对我的专访。我已经向采访记者提出了批评。

　　人民网记者：我们知道，您一直在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主张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为低收入群体和刚就业的年轻人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现在您觉得进展如何？

　　郑功成：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总结了2011年仅中央财政就安排了1713亿元的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是2010年的2.2倍，全年城镇新增保障性住房432万套，新开工建设1043万套。今年将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这意味着近三年新增2000万套以的保障性住房，即有2000从万户低收入或困难户将直接受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去年到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地做过多次调研，发现各级政府都在大规模兴建保障性住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或困难群体改善了居住条件。我认为，各级政府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如果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目标，即到2015年时保障性住房要满足城镇居民住房要求的20%的话，应当会极大地缓解当前的住房问题。那就意味着许多低收入户和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完全有希望解决相应的居住条件。

　　人民网记者：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你觉得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郑功成：首先当然是质量问题，因为房屋好坏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因为是保障性住房便降低标准，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住宅质量监督，让入住者放心。其次是分配要公正，不能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权力寻租、关系寻租的目标，必须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严格按照规定的资格条件，经过规范的程序与审核，才能分配，如果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将严重损害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也直接损害政府的信用。再次是一定要及时确立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所有并供低收入或无力购买住房的人租住的，一旦居住者因收入提高超过了规定标准，或者迁移外地等，就应当退出保障性住房，以便再提供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或困难家底。如果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人民网记者：您能否对大学生毕业就急着买房的现象再做点评论？

　　郑功成：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刚毕业不能让自己成了“房奴”，政府、社会、家长应当努力减轻这种压力，我已经对他们找工作的艰辛感到有些不忍了，所以昨天还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手记，建议国家努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创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环境条件，让高校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建议考虑实行弹性学制，让大学生能够从容安排学习与就业，而不能让沉重的找工作压力成为损害学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就业难的同时再加上在缺乏收入条件下的买房压力，实在不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应当承受的。因此，我一直在建议，政府应当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能够满足困难家庭与刚就业劳动者的起码居住条件，让年轻人能够从容计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生活发展阶段。现在，高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就考虑购房的现象表明大家在焦虑，虽然可以理解，但确实不能这样持续发酵。正确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政府继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单位能够为年轻入业者提供集体宿舍，别让大学生一走出校门就无处可居；同时，年轻人也要稍安勿躁，要看到国家正在缓解住房紧张的压力。因为如果个体的紧张演变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焦虑，则商品房的价格绝对不可能回归正常与理性，受损害的一定是购房者。

　　我到过香港调研多次，记得1998年首次访问香港时，就专程访问了香港的房屋署和公共房屋，发现居然有49%的香港居民是住在政府的公共房屋中，真正住在自己住宅中的香港人是少数，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租房住的。因此，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并未因住房问题而焦虑，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收入状况有计划地安排并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我觉得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民网记者：您审定并返回给《广州日报》的采访稿能提供给我们吗？

　　郑功成：好的。由于报纸篇幅有限，有些内容也未见刊登。你们全文发布可以给网友们一个完整的版本。

　　附件：2012年3月7日经郑功成审定并返回《广州日报》记者采访稿的最终稿如下：

　　郑功成：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才是根本之策

　　昨日，在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是解决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的根本之计。

　　记者：你曾说过，养老保险转移并不是治本之计，全国统筹才是根本出路，但为何迟迟难实现？

　　郑功成：从客观上讲，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养老基金全国统筹的推进步伐，主观上则是全国各地还有分歧和疑虑。有人担心以往的资金结余会上缴，还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将影响本地区养老金待遇，也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后中央政府的责任有可能失控。

　　当然，还有几个因素：一是技术手段，全国统筹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现在各地建立的都是为本地服务的，并未形成全国畅通的统一信息网络。 二是统筹方案，这个要经过博弈，是中央负全部责任，还是中央与地方分担责任？分担责任怎么分？目前还在研究中。因此，尽管从制度的内在要求看，必须尽快实现全国统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不因为就业的调动而受损，但迄今仍未见有实质进展。

　　地区发展不平衡非短期内可以改变，但它不应当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全国统筹的理由。西德和东德当年合并时，差别有多大，双方合并后自然就统一了。落后地区工资低，缴费少，养老金水平也低；发达地区工资高，缴费高，养老金水平也高。在落后地区工作，就按落后地区工资水平缴费，按照当地水平享受待遇，在发达地区工作就按发达地区缴费并享受当地待遇，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地方发展不平衡并不必然构成全国统筹的障碍。

　　有些地方有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担心全国统筹后被中央收走了。我曾跟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提出过建议，在实施养老金全国统筹时，不要动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有基金结余的全部留给地方。这笔钱应该用来改善当地劳动者、参保者、退休者的待遇。比如广东，会担心着2000多个亿中央收上来了。我觉得中央应该有这个胸怀，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种担心也应该排除。

　　至于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后会影响发达地区的养老金水平。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个人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是与缴费多少、年限长短计发的。比如，我在广东、北京、青海各工作10年，那就按当地水平，分三个10年来算，按不同地区的缴费标准享受待遇。恰恰相反，全国统筹后，它能使我们的养老金制度更加公正。比如，一个55岁的人从青海调到广州，工作5年，他的待遇就应该比在广州工作了10年的人待遇低，因为青海的工资低、缴费低、待遇也要低；反之则应当高，这才符合社会公正。如果他只在高收入地区工作5年而与在高收入地区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享受一样待遇，那就不公正。可见，如果全国统筹，就能分段计算，每一段时间都按缴费当地的标准享受待遇，这样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