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字令依赖症折射管制思维 警惕沦为惰政、懒政(2)

　　限令应有退出机制

　　虽然楼市调控政策支持的声音占主流，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主要观点是：限购后，一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市民没法购房，对普通商品房有投资而非投机需要的群体需求也几乎完全被抑制。

　　张泓铭说，限购政策是刚性政策，意味着“一刀切”，对消费者没法灵活对待，会产生消极作用，“短期限购可以，长期限购就不对了。长远看应由行政手段调整为经济手段，比如金融、税费手段等。房产税就很好，采用递进征税的方式，让人们有选择的可能性，将利益和选择结合起来，政策意图很明显。”

　　在郭松海看来，限购政策虽然可行，但要有退出机制，“限购的目的是要让房价回落到合理的空间，但究竟多少钱才是合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并没有答案。”今年，他向大会提交了《调控房价回归，何时到位？》的提案，建议将房价与收入之比确定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参照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限令实施后效果不佳，要用新的限令来修正和补充。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就是如此。

　　从2008年10月起，北京规定机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迫于无奈，从2010年年底开始，北京开始对机动车实行摇号购车政策，通过控制机动车全年购车总量来缓解拥堵。

　　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看来，城市“限行”、“限号”政策无可厚非。但他认为，按尾号限行的政策值得商榷，“这一政策出台后，反而可能诱导市民多买车，造成了更严重的拥堵。这说明，即使是限令，也得考虑它出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警惕沦为“惰政”、“懒政”

　　如果说限购、限号等政策还能受到舆论的好评，另外一些限令则是遭遇恶评如潮，前不久广受关注的电影票“限折令”就是如此。

　　“限折令”源于日前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影院制定的会员票、团体票等优惠票设定下限，不能低于七折。

　　虽然有关方面称“限折令”是误解，并称政策执行时将先降价后限折，以此来解决影院票价混乱的问题。然而，这一限令却不免让公众联想起此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新书限折令”，以及国家民航总局出台的机票“限折令”。这些限令一出台就广受批评，最后便无疾而终。

　　蔡继明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如物价水平的调控，汇率的调控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对个别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管得太多、太细，无疑是越俎代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伍中信也认为：“对于电影票价，我认为可以随行就市，只要有竞争，价格就有它变化的理由，在观看高峰时段，利用价格机制限制观看人数，也是常用的经济学手段。”

　　还有一种担忧在于，由于限令短期效果明显，且手段简单，可能会被有关部门频繁使用，成为新时期“惰政”、“懒政”的典型表现。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限令”应该避免随意化、行业化和基层化，以免政府职能部门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用“限令”来应对，从而患上“限令依赖症”。

　　“市场主要靠无形之手调节，无形之手用好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没那么必要了。”伍中信说，种种限令的背后，或者体现了市场无形之手的失效，或者体现了有关部门伸出有形之手的冲动。“市场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如何防止失序，有效搭配，发挥最大效应，在每个限令出台前都应当深思。”(记者 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