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社会管理创新：政府分权不是“甩包袱”

　　3月25日至26日，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举行。200多名学者、官员和民间观察员共商如何走出一条“小政府、大社会、好社会”的改革路径。

　　政府分权不是简单地“甩包袱”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首先需要认清的大前提是“政府、社会、市场”是三个不同的领域，该政府管的归政府，该市场管的归市场，该社会管的归社会。

　　在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眼里，这意味着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自然人、企业法人、社会组织等。

　　梁维东举了个简单的例子：1992年顺德的经济总量是79亿元，主体公务员约1000人；2011年经济总量突破了2000亿元，在这20年的时间里，社保、医疗等一系列政府服务在迅速增加，可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队伍变化不大。

　　在这20年间，梁维东觉得最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对所有事情“大包大揽”，政府过多地强调独立完成整个社会管理，使政府越来越没有引领性和越来越疲于奔命。因此，必须探索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模式。

　　“为什么认为‘大包大揽’不行，而没想到扩大政府权力呢？”论坛主持人、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直接发问，“为什么想到放权？”

　　梁维东回答说，用扩大政府权力的方法加强社会管理，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不科学。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诉求将越来越多元，包括对决策参与度的诉求、对物质和精神的诉求。如果只是强调政府“大包大揽”的话，即使政府能付得起这个成本，但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一定能符合市民的实际需求。

　　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警告，政府如果只是因为觉得负担很重，单纯“甩包袱”，把一些事情推给社会的话，社会基础就会崩塌，社会将会更糟糕。

　　他举例说，司法是要政府建立起来的，如果政府把监狱交给社会管理，就会变成“黑监狱”，“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这几个领域也不能完全‘甩’给社会，否则社会将越来越不公平”。

　　梁维东回应说，这种思路正好与顺德的实践相吻合，顺德的改革者从来没有“甩包袱”的观念，要的是让顺德市民真正得到好处，让社会得到进步。

　　大部制的精髓不是“大”

　　大部制改革就是把几个部门合成一个部门吗？原来盖5个图章现在只盖1个？会不会几个部门的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权力更加集中？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认为，这完全有可能，他说：“这就像一个手枪的扳机，一旦扣动这个扳机，第二步改革、第三步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前面的改革就会垮台。”

　　他认为，大部制改革后的下一步，必须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今年春节后，顺德区向上级部门递交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建议取消和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审批服务事项。在外界看来，顺德此举的决心实在够大。

　　经过观察，宋世明认为，顺德样本的意义不仅在于迈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第一步，还在于16个大部门做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相对分立和协调。

　　在顺德，辖区内党政决策的中枢在“联席会议”，各行业具体的决策在16个大部门。相对于“联席会议”来说，16个大部门是执行者，而相对于16个大部门的行业决策来说，本身的内部科室、街道、社会组织是执行者。

　　迟福林认为，大部制的精髓不是“大”，借鉴顺德改革经验，应该认清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政府不该管的事情一定要分出去，转移到市场和社会；二是大部门内部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相互协调，相互制约。

　　他同时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并没有认清大部制改革的这两个基本目标，“很多地方的改革总体上不成功，形式上走了一步，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