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超生罚款可能超200亿元 去向成谜(3)

　　自由裁量权过大 年收或超200亿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授权国务院制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办法，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又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一)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下统称当事人)，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二)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按照北京市规定，对杨支柱教授生二胎按9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征收社会抚养费已接近处罚顶格。然而，在北京还有比杨支柱更加离谱的案例，2008年生育二胎的通州区永顺镇农民冯亚杰，被计生委决定征收14.3万元，执行标准是2007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远超北京市征收3至10倍的规定。

　　通州区计生委给出的理由是，镇、村两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多次要求冯亚杰终止妊娠，而冯亚杰“态度强硬、坚持违法生育”，“影响恶劣”。而冯亚杰至今认为自己的家庭符合生二胎的规定，“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没有配合计生委去堕胎就认为我态度恶劣。”

　　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冯亚杰和她丈夫降低征收数额的申请，一年过去了，冯亚杰没有能力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如今四岁了，眼瞅就到上学的年纪，可是没有计生委的生育服务证孩子办不了户口” ，冯亚杰的声音充满无奈。

　　“北京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处罚随意性就更大了。”杨支柱向记者指出，“没有计划生育证明子女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能买房、租房，不给办理暂住证，不给办理营业执照，不给办理‘低保’，不给办理驾驶执照……这些赶尽杀绝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对随意裁决的缴纳数额说一个‘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赋予计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的权力给地方计生委有很大的‘灰色发挥空间’，这种腐败空间的存在进一步说明社会抚养费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已成为计生委的重要财源。”

　　1980 年代的超生罚款是每人数百元、数千元，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因此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记者连日来向国家计生委阳光热线12356、北京市计生委相关部门咨询有关年度超生处罚人数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统计数据，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公布。记者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从浙江省行政事业收费统计分析报告中发现，2009年浙江收取社会抚养费8.94亿元，增幅约13%，收费规模首次超过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中，社会抚养费收入为8.45亿元，增幅达61%。

　　考虑到作为征收基数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长，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

　　杨支柱对记者表示，考虑到各地实际征收率不一样，以及不少直接流入个人口袋中的罚款，总的数额永远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