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官员：“社会组织对抗政府”情况没有出现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双重管理的优势已用尽

　　广东的改革实验表明，所谓“社会组织会对抗政府”的担心是多余的

　　“三个条例仍在修订中。”

　　见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以下简称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问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国务院法制办的修订进展时，坐在转椅上的他，回头看了看电脑，语气有点无奈。

　　李勇说，去年3月，民政部便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三个条例”)的修订草案上报至国务院法制办，此后一直未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3月19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简化登记管理的程序，对一些社会组织采取直接登记的形式”。3月2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术沙龙上，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谈到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时说，“一个大国总理能够讲到这个程度，要求得这么清晰，还要怎么到位呢？”

　　孙、李两位局长认为，推动社会组织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国务院法制办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条例”在2012年无望出台。

　　双重管理体制已经过时

　　修法核心是建立“直接登记”新体制，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备受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

　　1989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这一思路在1998年重新修改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被沿用至今。孙伟林认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好处是，它保证了社会组织在政治上都是可靠的。”

　　1950年，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依法取缔各种反动社团。据民政部原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司司长吴忠泽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为6000个左右。

　　“文革”期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彻底陷入瘫痪。

　　到上世纪80年代，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多元化的社会有了孕育各类社会组织的需求，但李勇认为，政治上可靠仍然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二十多万个，可见双重管理体制在当时所激发出来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弊病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主管部门把关本身就意味着承担责任，要是不熟悉社团的负责人，很多业务主管单位是不愿意承担管理责任的。”李勇认为，带来的结果是，“这个体制原意是挡住政治上不可靠的社会组织，带来的副作用却是，把不该挡的全挡住了。”

　　能够找到主管单位的更多是各个政府部门的“自己人”。孙伟林说，“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都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利用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威开展工作。”

　　找不到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则私下活动，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社会组织游离在监管之外。

　　李勇给了《中国新闻周刊》一组数据，“目前在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将近46万家，据我们的保守估计，大概还有这么多的社会组织没有登记进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社会组织，他的数据更惊人，“我们自己长期的观察是，没有登记的应该在300万到400万家。”

　　王名认为，“因为很多社会组织没有登记，谁也搞不清准确数据。但不管是哪一组数据，都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这些社会组织仅仅因为一个主管单位的问题就无法获得合法身份。”

　　在那次沙龙上，李勇说，“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国社会组织的登记率，近几年每年净增长仅仅维持在2%到3%。”这样一来，原为保证社会组织政治上可靠的双重管理体制，却使得更多的社会组织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李勇断言，“双重管理体制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所有的优势都已经告一段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要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