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仅2%县配备独立儿童福利机构(2)

　　解说：

　　悲剧让这幢二层小楼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穿过已经被大火烧得焦黑的外墙，每一个目击者都在尽力想象着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多年来的生活。

　　这栋二层小楼是由袁厉害的儿子腾出来了，二楼住人，一楼供孩子们玩耍，房间里零乱拥挤。然而对于袁厉害收养的很多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改善过的条件。在2011年之前，袁厉害抚养孩子的地方有两个：一处是自己住的二层小楼。另一处是在郊区的一个叫花园的住所，由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负责照看。而所谓的花园其实就是个临时搭建的窝棚，紧挨着垃圾堆。时间再倒退一些，当孩子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袁厉害就直接和孩子们住在摆摊的棚子里，条件更是清苦。

　　事实上，和兰考的袁厉害相似，在全国不少地方这种本身并不富裕却自愿抚养弃婴的人还有很多。在山西太原市西柳林村普通农妇杨云仙在15年间抚养了40多个孩子，他们多是因先天疾病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因为照料这些孩子杨云仙一直未婚，她自己办了家福利院叫“伯达尼之家”，在他们最艰难的一段时候，她和11个孩子，还有一名义工，就拥挤在一个20平米的小房子里。随着她的善举渐渐为人所知，好心人开始捐款捐物，他们的条件也慢慢得到改善。

　　在辽宁鞍山靠摆摊卖水果为生的郑安宏十几年间也抚养了11个孩子，每月水果摊的收入不光要维持孩子们的生活，还要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给患病的孩子看病，而郑安宏最早收养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

　　画面提示：

　　(2010年5月31日新闻)

　　郑安宏：

　　我6岁就没有母亲，家庭生活非常非常困难，看到这些小孩，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我伸手帮助他一把，就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

　　解说：

　　袁厉害、杨云仙、郑安宏这样的新闻还可以找到更多。湖南衡阳的刘启宣，尽管自己只是个每月收入800元的临时环卫工，但却收留抚养了两名弃婴，为了省钱给孩子买奶粉，刘启宣每天只吃一顿饭。河北西伯章村的一对夫妇，十几年间抚养了14个身患残疾的弃婴，然而他们的条件同样十分清苦。

　　“我不图回报，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好人的善举令人敬佩，他们让无家可归的孩子至少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然而如何保障这些孩子的成长，对这些普通的收养者来说，是一个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除了生存，社会还能提供什么？

　　董倩：

　　在我们国家民间抚养孤儿应该说一直是有争议的，而兰考的一把大火把这种争议更是烧出了尴尬。比如说就拿袁厉害来说，她从1987年开始收养孤儿，25年的时间，收养了100多个，那如果没有她的收养，这100多个孩子可能落生之后不久就会离开人世，但是我们看到袁厉害的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她尽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有的时候她甚至只能通过乞讨过来的馒头一掰八半然后给这些孩子吃。有的媒体在看到这些情况之下，写下了一个这样的标题说“袁厉害抚养的孩子是命若垃圾”，这种低水平的抚养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谁没有尽到职责？使得这些孩子、孤儿面对这样的一种命若垃圾的状况。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院长。王院长，您看现在出现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局面，袁厉害如果她不去养的话，这些孩子可能早早没命，而如果她真的是按照她这样的有限条件收养的话，孩子们只能是这样的一种命运，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它的症结到底在哪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缺失，我们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到现在应该开始建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现在恰恰是这个制度缺失，对所有的孩子我们还没有承担起国家的责任，现在只是家庭责任，所有的这些残疾孩子或者说谁家生的残疾孩子，他们都是由他们自己家负责，说土一点，就是谁生残疾孩子谁倒霉，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我们整个国家如果要不建立、实现这个福利制度转型，我觉得像任何其他方面的制度，即使再严厉，恐怕也覆盖不了这样或者说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

　　董倩：

　　那王院长，您看，在兰考大火发生之后，当地也有一系列的补救的行为，比如说兰考县在通报火灾事故状况的时候，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它有这么一条说法，我给您引述一下：要依法严厉打击民间非法收养行为，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后续行为，那当地当时就有一个专门无偿代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太阳村，她的负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有问题，但是现在应该是想办法去规范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打击取缔。您怎么看待这种现状？

　　王振耀：

　　我非常同意“太阳村”的这位领导人说的话。我觉得实际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要尊重客观现实，其实是现在是应该赶快和这些为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心人士建立其联系，然后给他们以支持，他们解决了我们社会多大的问题，我们社会的缺陷他们用爱心来解决了，付出了多大的贡献，现在要说打击，我觉得用词太重了，应该赶快调过来是赶快感谢他们，并且赶快地问他们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给他们以各种资金支持或者说物质支持，或者说办公设施这样多方面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够，还可以应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时候了，不是个打击，他们不是违法，是不是？他们是爱心奉献，这一条我们一定得把握准。

　　董倩：

　　好，王院长，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问题跟您连线。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熟悉了袁厉害用自己非常微薄的力量去维持这些孤儿的成长，我们在关注的过程中，也发现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也用自己的努力在去帮助孤儿的成长，我们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记者：

　　你怎么称呼他？

　　杨绍军收养的孤儿们：

　　我就称呼他爷爷，杨爷爷。

　　这样一个慈祥的爷爷，肯定像家里人，如果没有他，肯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想对他说的就是我希望杨爷爷身体快点好起来。

　　解说：

　　杨爷爷，这是电话那头孩子们哽咽的声音中，不断传来的名字。

　　500个孩子，一所孤儿院，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湖南常德一个普通的农民——杨绍军。

　　杨绍军 阳光孤儿院院长：

　　我看到一群人在那个地方，就一个小孩大约12岁，一个大人就把这个小孩打得鼻子都流血，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啊，这种穷孩子，这种小孩子，这种苦孩子的生活，就在我脑子里转。

　　解说：

　　1995年，杨绍军开始萌生自己办一个孤儿院的想法，随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小酒厂，借了16万元，终于在1996年3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个人出资的孤儿院——阳光孤儿院，当时共收养了26个孤儿。

　　杨绍军：

　　我开始就是在我们孤儿院在郊区那个地方，开始我因为没有好大的能力，经济也不太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当时很反对，都不同意我办这个孤儿院，因为我们其他的家里面兄弟姊妹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