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仅2%县配备独立儿童福利机构(3)

　　解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杨绍军办了一个驾校，虽然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但是要用这些钱开办孤儿院，对于刚刚脱贫的这个家庭来说，不可想象。

　　杨绍军：

　　我们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他的一个家，我们都是因为我多赚一点钱，我就把孤儿院的硬件设施改造，我就把它搞好了，逐步逐步原来这些老平房，我都把它拆掉了，现在我们都是修的高楼房。

　　解说：

　　孤儿院创建以来，杨绍军把自己挣来的1700多万元几乎全部用在了孤儿院和孩子们的身上。现在孤儿院每年要支出500多万，除了自筹，政府根据政策也会每月补助每个孤儿1000多元，每年补助200多万。

　　杨绍军：

　　我那个时候就制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压缩我自己的开支，压缩我家里的开支，压缩我(驾校)的开支，来保证我们孤儿院的正常开支，保证这些孩子的正常开支。

　　解说：

　　抚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生存，教育是摆在杨绍军面前的大难题。

　　杨绍军：

　　我那时候我办孤儿院起就抱着一条“养大为本、教好为纲、成才为的”，主要是养大很容易，成才很难，我主要不是把他养大，而是主要把他培养成才，后来学校说我这个迫切要求下，也同意我们这些孩子到他们学校去就读。

　　解说：

　　就读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就业。在孩子的教育成长方面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杨绍军：

　　政府对孤儿院，对孤儿很支持。在学校里面，有的孩子的学费都减免，基本上，反正只要是政府有这个政策的，孤儿院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要安排工作，政府对孤儿都优先安排。

　　解说：

　　截至目前，阳光孤儿院总共收养了526个孩子，其中282个孩子已经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走过了近17年时间，如今68岁的院长杨绍军为了孤儿院的日常运营还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驾校。而每当在外遇到难处，杨绍军都会来到孤儿院，他说这里是他心灵的港湾。

　　杨绍军：

　　我很累的时候我就跑到孤儿院去了，一到孤儿院去看到这些孩子，一下子涌上来都喊杨爷爷，我就赶快抱起，当时我看到那个心情突然感到很欣慰。

　　解说：

　　一个又一个孤儿从迷茫、痛苦中走进杨绍军这个温暖的家，一批又一批的孤儿长大后又离开这里，阳光孤儿院里的生活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

　　声音来源：

　　“杨爷爷”的孩子：

　　我是2000年的时候进的孤儿院，2003年的时候离开的孤儿院，我经常想他，非常想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定会听杨爷爷的教导，我们也一定会努力。

　　杨爷爷，感谢您，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最亲的爷爷。

　　画面提示：

　　李侠 澳门科技大学教师

　　李国栋 人民解放军研究生校级军官

　　覃世娟 北京大学公费研究生

　　他们都是杨爷爷的孩子

　　他们都是来自“阳光孤儿院”

　　董倩：

　　在这里我们要向杨绍军，并且再一次要向袁厉害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正是因为他们不管是在贫穷还是在条件稍微好一点条件下的这种坚持，才使得这些孤儿们有了一个可以称作温暖归宿的家。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王振耀院长。王院长，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民间抚养已经成为孤儿抚养的主力军的情况下，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

　　王振耀：

　　那就以杨院长为例，杨院长本身和我后来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政府起码是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一定要提供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资金困难，包括硬件设施各方面的支持，据我知道，你比如说常德市，包括常德市政府和民政局解决用地问题，包括纳入低保问题，包括孤儿制度来了，很快给他办了各种手续，给他提供资金，政府这个服务不能少，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作为监管是服务性的监管，你服务到位了，然后自然的就建立起各种规范，包括和杨院长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联系，当然各个方面管理水平的提高，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加入进来了，我觉得两个方面都不能少，但是服务是前提。

　　董倩：

　　院长，时间非常短暂了，请您用非常短的回答，您回答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任何事情都要依赖于制度建设，但是现在在等待制度出台的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王振耀：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尽快地登记编号，把服务跟上去，接上头、跟上去，然后建立起多种多样的服务和监管模式。

　　董倩：

　　好的，谢谢王院长。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孤儿，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能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让他们顺利健康地成长，让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在相关制度出台之前，需要政府身体力行的探索和推进。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