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3)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社会主义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以及民族宗教冲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战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落空，“华盛顿模式”唯我独尊的合法性面临空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多数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实践指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无法避免，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国家不安定、地区差距加大与地区动荡的深层原因。唯有始终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为公的中国文化基因，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有形与无形的 制约。

　　“我们为什么更多地关心谢顶，而不是疟疾？”3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比尔·盖茨痛斥“这个占全球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若以人为本，那么疟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资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谢顶或其他东西，你得到的科研经费就会比这高一个数量级，因为它在市场上更具‘发言权’，而疟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发言权’则很弱。”

　　过去20多年来，这种资本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化，直接表现为虚拟经济的无孔不入。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全球化问题专家萨米尔·阿明对此剖析说，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资本力量主要是处于生产环节的资本，“但是，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被金融化了，实体经济也被吸纳到金融体系之内。”

　　例如，西门子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其利润的60%来自金融业务，而不是生产制造，可以说西门子也变成了一个银行。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包括能源、食品等人类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经囊括到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渔猎中。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从“占领华尔街”到开罗的“街头起义”，都表现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22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的文章，耐人寻味地认为，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已经发生了变异，“美国需要民主专政，需要不受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控制的技术行政官员，需要进行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

　　其实，福山只是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在胡鞍钢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有三大国家组织能力能够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

　　“由于中国共产党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采访中，胡鞍钢由衷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广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们所谈到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

　　事实上，早在2009年，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断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