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剑之道--探寻空军试飞群体的能力和自信(图)(3)
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倔人”,坚持原则唱“黑脸”,严格标准敢“翻脸”;他们又是别人眼中的“忙人”,围着装备找瑕疵,盯着问题探究竟。一头连着飞行安全,一头连着未来战场,试飞员以极端负责的姿态试飞每一次架次,时刻不忘打仗意识——
“我们多一分风险,打赢才多一份胜算”
试飞员“倔”,“倔”出了名。
到底有多倔?他们敢对国庆阅兵飞行训练说:停!
建国60年国庆阅兵前夕,空警-200试飞也进入关键阶段。在关闭一侧远端发动机,进行地面最小操纵速度试飞时,空军某试飞大队原大队长李春华发现,如果用25度襟翼构型起飞,可能导致飞机舵面纠偏能力不足,如果飞行员处理不当,飞机可能会冲出跑道。
这一发现,让所有人震惊:参加国庆阅兵的空警-200,正是使用这种构型!虽然平时训练中,该机型发生一侧远端发动机停车的概率很小,但阅兵过程中一旦出现,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李春华坚持认为,要暂停该机型的试飞。
停飞?怎么可能?阅兵演练现场的官兵们急了:国庆阅兵迫在眉睫,这时候停止该机型的飞行训练,这个责任谁负?
在北京召开的专题会议上,听完试飞员们的深入分析,各级达成一致:严格落实试飞员提议!
“这是牺牲部队训练换来的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完成任务。”试飞总师朱增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测试了众多状态的基础上,试飞员提出了新的起飞建议,及时有效地化解了难题,确保了空警-200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
“试飞员眼里容不得‘沙子’,哪怕万分之一的隐患,也要坚决排除。”李春华说,试飞员要以对国家和军队极端负责的态度,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试飞人!”
有底数才有底气。试飞员“倔”,因为他们有倔的“资本”。
现今,空军试飞员已成为航空科研工作者的一部分。在飞机研发中,试飞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专业眼光,参与设计、试验、评估,和他们一起分析试验数据曲线,在各种试验中发现系统的瑕疵,找出缺陷和故障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
一次,李国恩承担我国某新型导弹发射验证试飞,在空中模拟实验中,他先后发现了构成发射条件的设置不合理、火控系统计算机软件缺陷等问题。
有专家认为,按目前标准,已经达到试飞验证要求。但李国恩综合分析认为,如果按这样的数据标准定型,会加大飞行员操作难度,不仅不利于实战,而且会导致飞机在大过载条件下进入攻击角度时,容易吸入导弹尾烟造成空中停车。
“作为试飞员,要时刻想着部队飞行员的需要。”尽管面对的是科研院所的权威和专家,承受的是科研进度巨大压力,李国恩还是大胆地坚持提议:改进构成导弹发射的条件设置,修改火控系统软件。
经过改进,这种火控系统更加符合实战要求,赢得了一线部队飞行员的称赞。
2002年,国产某新机试飞前,时任空军某试飞大队副大队长的梁万俊作为试飞小组成员,在参加完台上试验和闭环试验后,提出驾驶杆的操纵设计,有点不符合飞行员习惯。设计人员和厂方反复论证认为,当前的设计是可行的,而且就现有技术情况来看,很难再有改进。
“空中飞行员操纵是否灵巧顺手,直接影响飞行质量,未来战争,战机稍纵即逝,丝毫的操纵障碍可能会延误战机,甚至给飞行员带来灾难。”一种职业本能告诉梁万俊必须坚持自己的看法。为此,好长一段时间,设计方和厂家怕见他,说他太“倔”。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小小的改进,对改善该型战机的操纵性能起到重要作用。无独有偶,前几年,梁万俊还极力主张,促成了歼-10飞机背带系统的改进。看似一个个的改动,但对歼-10飞机实战化品质的提升,意义非凡。
空军试飞英雄、现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的李中华认为:这种“倔”,往往避免了重大试飞特情,挽救了价值上亿元的科研样机;这种“倔”,往往避免了设计缺陷,节省研制时间和数以亿计的研制资金;这种“倔”,往往拉近了平时战时距离,避免了未来战场上的被动吃亏。
“我们多一分风险,装备就少一分隐患,打赢就多一份胜算,这是几代空军试飞员们的共同心声!”试飞老英雄黄炳新听了新一代试飞员的故事,感慨万千:试飞虽不是打仗,但其事关战机的定型和交付,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提升。在试飞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相信,所有空军试飞人从思想到行动早已进入战时状态。
诗人说,他人的眼神,能照出自己的美丽。站在云端,俯瞰大地,试飞员看到了自己的美丽。中国空军试飞历史上,每一位英雄和烈士,每一个试飞家庭,都是祖国壮美空疆的开拓者和见证者。面对事业家庭的两难,他们坚守大爱,薪火相传。这种伟力,源于矢志不渝的追梦意识——
“只要有梦,那里都是幸福”
10年见过5次面,您猜猜,他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亲戚?夫妻?开玩笑,哪有这样的两口子!
难以置信,却真切存在。他们就是老一代飞行员、“科研试飞英雄”滑俊和妻子王凤英。
1949年,刚下战场,准备学飞行的滑俊,途径西安,徒步几十里,绕道回家瞧瞧。家里人当天就找媒人说亲,次日便把婚事给办了。
上午刚过门,晚上丈夫就要走了,这样的婚礼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滑俊走了,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王凤英的双肩上。
1953年,王凤英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部队。到的那天,正赶上滑俊飞夜航,父女俩坐在屋里等。直到午夜时分,门才开了,说说笑笑走进来三个穿飞行服的棒小伙儿。王凤英的脸一下红了,连手都不知放哪儿才好。惶恐与幸福,激动和谎乱,交织在一起……
还是滑俊先喊了一声“爹!”直到这时,她才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丈夫。结婚那天,她压根儿就没敢正眼看他,这回一见,差点儿认不出来。
这是她第二次见到滑俊。
后来,他们又见过3次面,算起来,自结婚那天起,10年里,夫妻俩只见过5次面。
然而,这十年,作为试飞员的滑俊,并不孤独,他先后掌握了国产多种型号歼击机驾驶术,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1951年国庆节,驾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若干年后,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
大爱无言,薪火相传。新一代空军试飞员们的生活远远好过前辈,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又是那样的相似——
一次,试飞员张海和老母亲一起看电视,看到西安钟楼的画面,母亲说:“我都20年没去过了。”张海的心随之一怔,暗自愧疚:家离钟楼很近,但就是没时间。“妈,明天是周末,一定带您去。”张海当即向母亲承诺。可是,任务一来,他又对母亲说一句:下次吧。谁知,一晃几年,母亲还在等。
然而,老妈妈是否知道,当时的儿子因试飞贡献突出,荣获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空军某试飞大队技术主任、试飞员李长松,自20多年前结婚,至今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诗人说,他人的眼神,能照出自己的美丽。站在云端,俯瞰大地,中国空军试飞员看到了自己的美丽。
1993年8月28日,对于试飞员刘刚的家属张淑芳来说,是她一生中黑暗的日子,丈夫刘刚因发动机故障停车不幸牺牲,永远离她而去。
生如夏花,灿若星河。刘刚为他挚爱的试飞事业,永远留在了蓝天。40岁刚出头的张淑芳,一夜之间头发全白。
因为飞机坠毁爆炸,烈士尸骨未存,只从十几米宽的弹坑中,找到未燃烧殆尽的肩章和部分遗骸。望着空空的骨灰盒,张淑芳几度哽咽:“丈夫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放一架他的飞机模型吧!”
病痛之身,不能再照顾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四川老家,而最让她揪心的是不知如何面对年迈多病的公公婆婆。为不引起双方老人怀疑,10年来,她坚持以刘刚名义隔月给老人寄生活费。
日子久了,老人们经常唠叨寻问刘刚的消息,张淑芳思前想后,编了各种善意的谎言。直到2002年,婆婆病危。张淑芳病躯不能行动,托大姐夫替她向老太太赔罪,忍痛告诉老人这个本该10年前就让她的消息。
没有埋怨,没有泪水,弥留之际,老人只是点了点头。
良久,众人看见,老人眼角才缓缓渗落两滴泪珠。
“年轻的时候感觉飞行很刺激,很崇高,年纪大了,就感觉到是一份责任,国家把我放在这里,我就是要对战友生命、科研设计负责,对得起这个责任。”已连续20年安全试飞、43年无地面事故的空军某试飞大队大队长陈章,在回忆他的试飞生涯时坦言,今年我已经58岁,作为飞行员,在部队员已经很难有大的发展,但自己不后悔选择这个职业,相反,作为农村孩子,试飞能选择他,他还觉得很荣幸。
“人的生命用时间来计算,但生命的价值用贡献来计算。”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刘选民动情地说:“中国空军试飞历史上,每一位逝去的烈士,每一个烈士的家庭,都是祖国壮美空疆的开拓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身影与战机一起,化为彩虹,永远屹立在苍穹之上!”
——“试飞事业,就像是各个领域专家共同打造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试飞员所担负的角色,就是把这件艺术品完美的品质和性能呈现给大家。”这是徐勇凌撰写第一本《军事飞行学》时的幸福。
——“抚摸着那一架架崭新的战机,就如同爱抚自己的孩子;倾听战机有规律的运转声,就如同欣赏美妙的音乐。”这是雷强成功首飞歼10时的幸福。
——“玉石因为经受住了千雕万琢,所以光泽传世;钻石因为承受住了巨大的压力与精细的切割,才有了光彩晶莹。看着我试飞的战鹰翱翔蓝天,我有一种艺术家的成就感!”这是邓友明成功首飞大型运输机时的幸福。
——“人生是一场挑战试验,钟情创造的探险家啊,你不甘沦为定型的动物,不愿做一堆默然的枯叶,胆略超群犹如奇峰独立。你领跑人类前进的信念,或被人们歪曲与不解。然而,我们坚信——哪个民族拥有强健的魂魄,哪个民族就有更多的探险家。”这是新一代试飞员李吉宽最喜欢的一首《爱做梦的探险家》。
听过试飞员们的真情告白,记者忍不住想知道:“一辈子和这些‘铁疙瘩’打交道,幸福吗?”
沉思良久,试飞员们的眼神不约而同地望向蓝天,深情地说一句:“只要有梦,那里都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