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多年没有水了。”茅山村村长李洪波说,受渡槽无水的影响,茅山村3600亩农田,九成面临灌溉难,其中1000多亩完全无法灌溉。吴川水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水费难收后,年久失修的漏槽更加难以维护。
2009年大旱让五华县横陂镇红光村村民们记忆尤深:400亩水稻全部枯死绝收。
“仅去年一年,我们村的水稻就减收15万斤。”村支书魏仲进说,村子里有近百亩的农田抛荒,更多的水田改成了旱田。
魏仲进说,东方红水库灌渠供应着9个村的稻田用水,但别的村都有溪流或者小型水库,只有红光村除外,就别无其他灌溉渠道。近几年来,灌渠一旦发生问题,只有红光村的村民前去抢修。
“我们位于圳渠的末尾,我们要修的话,就几乎是要把整个渠都要疏通,每年都需要2000个工。”
按照目前的管理责任划分,水利工程的资金多集中在骨干渠道,其余斗渠、毛渠及田间工程则交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负责。但与大江大河动辄百万、千万元的投资相比,乡镇政府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财力是极其匮乏。也有专家认为,随着地方财权缩小,已经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任务的县乡两级政府对基本农田水利无暇顾及。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东国认为,对地方政府而言,GDP至上的观念也使得投入产出较低的农田水利得不到财力支持。
以雷州青年运河为例,管理单位负责将水送到1039公里主干渠道,同时也肩负着维护的责任;但4039公里的支导毛渠由各县水利部门管理。
但在农村税费取消后,用于村内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农业水费偏低且收取难度较大,且造成农户与水管部门之间的矛盾。
“灌溉收不到费用是面临的最大问题。”青年运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正常供水量,每年应收水费约200万元,但实际落实的水费不足5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落实后的欠账。”2009年,遂溪县遂城镇白水、陈村、信岭等村因村民拖欠当地运河管理所水费,被停止供水。
南方日报 张迪 赵洪杰汤凯峰 李秀婷 实习生 胡佳轶 南方农村报记者 刘龙飞 冼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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