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认为,导致德班峰会能够在最后关口取得上述成果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存在一定共识: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各国必须携手加以应对;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与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致性;第三,包括“基础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本次谈判中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牺牲。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尽管《京都议定书》残缺不全,但发展中国家仍对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存在持肯定态度;其次,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启动新的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气候谈判,即德班谈判平台,从开始的坚决反对转变为接受。“这突出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谈判的灵活性,甚至是做出了牺牲。”潘家华说,此外,欧盟在美、俄、加等国对《京都议定书》持否定看法的情况下能有勇气和胆识发挥合作精神,灵活推进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欧盟两方的合力及本次峰会取得成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没有它们,德班协议也无从说起。
遗憾犹存:诸多残缺未消
尽管德班峰会最终没让与会谈判代表“空手而回”,但存在的遗憾却也清晰可见。有分析人士表示,纵观德班峰会最后文件,《京都议定书》二期承诺的期限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二期承诺之外的发达国家未来的减排仍存在不确定性,而绿色气候基金资金和管理机制等都未有详尽的规定。“德班会议只是名义上成果丰硕”,有经济学家称,具体来看,缺乏实质内容的德班协议将难以应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在肯定德班协议积极方面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缺憾表现在很多方面。”潘家华表示,第一,《京都议定书》依然残缺不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参与《京都议定书》二期承诺的发达国家数目和力度都非常有限。当前看,只有欧盟等排放不大的发达国家参与,美、日、俄都没有参与其间,且发达国家承诺排放目标在其排放总量中的比例并不高;其次,参与《京都议定书》二期承诺的发达国家提出了诸多要挟性“条件”;再次,《京都议定书》二期承诺的具体时间待定,究竟是5年还是到2020年,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而很多发达国家具体减排目标也未点明。第二,从长远谈判目标来看,德班协议只是设定了未来谈判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虽然绿色气候基金得以启动,但在具体数额和操作管理上依然有很多“留白”。第四,德班协议终于把发展中国家“绑架”到有法律约束意义的谈判中。
历程艰难:前景荆棘重生
随着德班协议确定发展中国家也须参与到承担减排责任的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未来会否被推至承担减排责任的中心位置?又会否对“共同但有区别的”的国际气候谈判原则带来挑战?而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目前的德班气候峰会,与会代表激烈交锋分歧严重,谈判过程风波迭起、谣言不断,已在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将前途艰难?
“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减排压力一直存在,这其中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潘家华表示,而国际上虽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共同”二字普遍认同,对“有区别”也一直存在争议。这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展望未来,他认为国际气候谈判仍将艰难,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出现动态变化,新兴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加,使得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耗和排放地位相对弱化,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谈判心态发生变化。第二,发达国家政治和国内经济方面阻力难消。如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核事故,都意味着他们在达成气候变化共识方面存在阻力。第三,目前没有出现低碳和零碳技术上的突破,要在国际上推行大规模、大幅度的减排,压力比较大。“总体来说,国际气候谈判荆棘重生的态势仍将继续。”他如是说。 作者: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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