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者被拒城市之外 职业成"农民工"身份象征(3)

　　解

　　上下合力，打开两重门

　　为农民工改变称呼虽只是一个开始，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各地政府正在努力消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和社会排斥，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更是社会态度的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和社会两方面，现在从称谓上有了改变，农民工从最初被排斥、被歧视，到现在逐步被认可、被接纳，并融入当地社会，这一改变，可谓“破冰”之举。

　　不过，深究造成农民工歧视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要想彻底消除隔阂，仍需要打开两重门，一是制度之门，二是城市人的心门。

　　有专家直言，由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之路仍然漫长，原因是社会偏见的存在、社会保障的缺失、社会管理的缺位等障碍依然存在。为此政府应多出台一些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不断加以完善，在农民工最为关注的诸如社会保障、子女就读等实际困难上多下工夫，让农民工转变成为“新市民”之路走得更为顺畅一些。

　　现年30岁，已在广东打工十多年的刘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叫什么其实不重要，但是和城市户口相比，不管是看病还是孩子上学，农民工能够享受到的福利还是太少了，如果能从改变名称开始让我们享受同等权利，那最好不过了。”

　　诚如斯言。改名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希望，一切以改名始，而并不止于此。

　　洞见

　　让外来工真正地融入城市，需要许多细化的政策，不仅制度上要建立融入的渠道，还需要很多软性的活动来融合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应该让外来工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保障他们有参与讨论、选举、批评监督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成为社区的局外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肖滨

　　随着“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走上舞台，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他们融入企业、融入城市、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他们来到城市，本来就是谋求身份的改变，称谓的改变是农民工身份转变的第一步。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杨丹娜

　　农民工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和户籍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城市的制度并非公众所能解决，但至少我们能逐渐消除与农民工心灵上的隔阂。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真正的需求绝不仅是一个城市户口那么简单，还有真诚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人们必须学会谦虚地面对这一群体。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调查策划人，《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 南香红

　　人物

　　胡小燕，首位农民工代表

　　胡小燕，女，1974年生，四川武胜县人。1998年初到广东打工。2008年1月21日，经过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胡小燕成为第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此后的每次全国人大会议，胡小燕都会提出与农民工相关的议案，为改善农民工处境奔走。如建议政府出地修建农民工公寓，让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户口能跟随落户等，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胡小燕因此也成为农民工眼中的“救命稻草”，经常电话短信不断。有人求她帮忙讨薪，有人求她帮忙解决劳动纠纷，甚至有人求她帮忙介绍工作解决住房。这让她常常有无力感。她说，有很多问题我不能解决，我有时连自己的事都解决不了。

　　胡小燕说，自己不计较已经付出的艰辛，不计较以后是否还要没日没夜地奔波，只希望，下一代能够得到平等的好的教育，能够不再像父母这样没文化吃这么多亏、受这么多罪，能够融入城市，在城市生根，得到社会的尊重。

　　“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别再和我们一样。”(记者 高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