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条件和制度衔接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A股市场低迷受挫背景下,国际板的推出要谨慎
新年伊始,上海市推动国际板就遇到了对手。1月23日,在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透露,“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正全力以赴地推进国际板工作”,并表示,“现在是国际板推出的很好时机。”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亦明确“喊话”,“上海市已经做好了国际板和跨境ETF的相关准备,正等待有关部门的批复,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就将登陆上交所。”其中,“跨境ETF今年肯定能够推出,国际板我们认为今年也应该推出。”
而在日前举行的深圳“两会”上,以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万科总裁郁亮为代表的27位深圳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应积极争取在深圳创建国际板的提案》。提案认为,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金融中心呈现出向东漂移趋势,为深圳创建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金融中心城市提供了大好机遇。
沪深两市此番高调表态,再次引起有关国际板推出时机的争论。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监管层力推意图更加明显。在1月14日闭幕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议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2011年,将研究制定国际板制度规则,全面做好相关技术准备,推进国际板建设。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有业内人士“揭露”说,沪深两地对国际板的热情,本质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创业板在深圳推出以后,大量资金流向深圳,不甘落后的上海便积极推动国际板。”与此同时,本刊记者采访中,多数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在相关准备仍欠缺的情况下,特别是A股市场低迷受挫背景下,国际板的推出要谨慎。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有关国际板推出时机的讨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数次演绎。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市场质量报告,明确提出“国际板”的想法,2008年,这一想法被写入上交所当年工作重点。2009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发布,在上海推出国际板的声音达到高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教授李永森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市场供应情况来看,当前“推出国际板的条件的确比以往形势要好一点。”他分析说,前些年,包括大型公司和中型公司都在等待上市,市场容纳力量有限,客观上存在排队等待上市的情况。彼时,如果引入国际板,就会增加市场的供应,国内企业上市“排队”的时间可能更长。
2010年,一些新现象开始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李永森发现,主板市场的IPO(首次公开发行)已经在数量上让位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之和,而再融资成为超越IPO的市场新重点,“这为境外公司境内上市提供了相对多的市场需求和容量。”
但是,从制度和技术层面来看,仍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中国仍实行外汇管制,资本的流入流出均存在一定困难。在李永森看来,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是国际板未能成行的首要原因。
一位资深证券从业人员对本刊表示,“中国资本市场还不足够健壮,监管手段和理念过于落后。如果国际市场的一些‘大鳄’刻意违规,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中国的监管手段是否足以应付得了?中国的监管层连国内的‘土老冒’都治理不好,让他们去监管国际上的‘洋骗子’,稍有差池,真的会翻船。”
监管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中外相关制度的对接上。比如,中国证监会如何管理注册地在境外的上市公司?当其违规时,中国法律是否适用?这一问题的更深矛盾点在于,一些在中国资本市场合法的现象,在国际上可能是违法的;反之,在国际上合法的,在中国则可能是违法的。
以并购为例,上述不愿透露姓名人士举例说,中国的并购门槛很高,美国门槛很低,这意味着在中国办不了的事情,在美国就可以干了。再言IPO,在中国,企业IPO要求三年盈利,在美国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假设一个注册地在美国的公司要在中国上市,是用美国标准还是中国标准?
他进而指出,在中国企业上市实行核准制的现实下,“企业上市条件够,但是‘潜规则’不够,仍然上不了市”。而在成熟市场国家,企业上市实行注册制,企业上市不需诸多条件。此时,“证监会如果不核准境外注册公司上市,或许会被起诉为不作为。”
诸如此类的对接难题还有很多。受访专家向本刊分析,比如,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仍未能完全对接,一些在国际上可能计入利润的收入,在中国或许就不应计入利润,从而进一步在企业的业绩增长状况上体现出冲突,并最终影响到上市条件。在此情况下,应该选择何种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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