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节前夕，40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台北故宫》完成了在央视一套的首播。从那之后到现在，媒体朋友们对于本片拍摄过程的关注和猜测，逐渐超越了它的内容和艺术性本身。在人们一再的追问下，我均答之以“不知从何处说起”。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境恰如礼花绽放过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
拍摄《台北故宫》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在中国，在北京紫禁城东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座故宫。60年前，她从紫禁城的母体分娩出来，已经独自生长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并且将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遗传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一
《台北故宫》的拍摄周期跨越了四个年度。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一座故宫里的许多学者进行“餐叙”或者“茶叙”。在“叙”的时候，总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每当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许多人总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将双手重叠，从桌上移下，轻轻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肃地注视着你，最后才开口说话。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着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结果是，一场简单的“餐叙”或者“茶叙”往往被拖得很久。
每次从台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我居然也能保持着那份雍容淡雅，但时间一长肯定原形毕露，不管嘴里正在咀嚼着什么东西，都敢毫无忌惮地对别人念叨起王羲之、黄庭坚、米芾或是宋徽宗。
那一年的中秋节，台北故宫的老专家高仁俊一家邀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共进晚餐。摄制组有十来个人，全去的话必然会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搅得乱七八糟，于是我和我们的摄像师大哥作为代表前往，希望能与老人聊出更多有关台北故宫的掌故来。
高仁俊85岁了，老伴也83了。他是台北故宫著名的青铜器专家。1949年1月，他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随着海沪号轮船把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从南京运来台湾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的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盘。坐着这只船来台湾的还有几个人，比如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济的人们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这座岛上了。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老两口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门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居然把我喝到了微醺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得知了一小段从未示人的往事。
60年前那个湿冷的冬日里，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来劝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岁，官至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27岁，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这位小弟弟对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曾昭燏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也是关怀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来，与她共建将来的南京博物院，因为当时的南京毕竟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形势了。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后来，还是曾昭燏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台湾。
在那些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燏拒不赴台，并且一直坚决反对文物迁台。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信给她的上级、教育部长杭立武，信中的措辞颇不客气，她说：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三个月后，她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呼吁将迁台文物运回。
然而，人与物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1964年12月，曾昭燏去世，终年55岁。根据遗言，人们把她埋葬在她主持发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侧。
那一年，距高仁俊离开南京整整15年。
我问老人：“当年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后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当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说中的“曾”就是曾昭燏，而“夏”则是她伦敦大学的同窗夏鼐。
这位出身世宦、学贯中西、诗书俱佳的才女后来一直没有嫁人，却成全了我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使他们得以在台湾厮守一生，不至于像许许多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将自己的另一半遗留在了出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