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者了解，广东省登记就业的流动人员中，外省占70%。而外省在广州就业的流动人员主要来自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其中农民工占求职者总数的八成左右。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铺服务等。“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中，估计有三到四成有子女教育需求，如果不考虑新增人员，每年大概7%到8%左右的人因子女教育而选择在家务工。”一位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
让农民工长期处于“亲子分离”，绝不是长久之计。但将孩子带在身边，仅凭农民工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地方政府首先要确保的是当地学籍儿童的入学问题，在有限的师资下，很难无限制地吸纳农民工子弟。”
据记者调查，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学，要么读农民工子女学校，这类学校基本上是临时备案登记，不具备法人资质，学生和教师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而且收费并不低；要么缴纳高额的赞助费读公立学校，而动辄几万元的赞助费也不是农民工能支付得起的。
因此，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必须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一些专家认为，在规范农民工学校时，企业可以考虑参与办学，诸如富士康这样的大制造企业，员工人数众多，政府可以考虑免费提供场所和教育人员，由这些企业投资硬件设施，把学校办在厂门口，解决这些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先通过小范围试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然后再逐步推广。”
彭澎建议，除了规范农民工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外，公立学校也应该向农民工敞开一点。
入户政策将可解决住房、社保难题
尚无子女的农民工来到都市，并非挣钱那么简单，对他们而言，成为“城里人”是他们在城市务工的终极目标。
户籍是给予农民工居民待遇的重要保障，在无法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之前，给予优秀农民工入户，即可解决其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两大难题。
在当下，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购房限购令，以及全国将新建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但由于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住房的大门之外。因此，有专家就表示，从长远利益考虑，政府也应该适当调整外来人口的入户条件，以更好地“筑巢引凤”。
“东莞是个劳务输入大区，要是能在户籍上容纳更多的优秀的外来工，估计形势会好很多。”今年将近40岁的王详峰告诉记者。实际上，去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新规，规定农民工可以通过积分制的方式拥有城市户籍。短短5个月，已有广州、中山、东莞、佛山、深圳等制定了农民工积分制入户政策。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中旬，广东省已经有超过6万的农民工成功入户城镇。
“广州也有外来工积分入户政策，在文凭和工种上都有要求，但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入户条件。”彭澎表示。他对记者指出，户籍问题最终还是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
“说实在的，对农民工而言，你让他去买商品房都不一定能买得起。但如果能入户，虽然商品房住不了，可以买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前政府保障性住房还没顾及到非户籍常住人口。因此，要能留住急需工种的外来工人，“入户条件可以适当放低，门槛不应太高，不要都要求是本科文凭，只要是本地需求的工种，又有一定学历水平，连续工作五年，就应该可以买保障性住房，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对外来人员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彭澎说，“全省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要让农民工享受居民待遇，相信在未来五年内，广东的农民工待遇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提高最低工资引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软环境建设上，西部地区的城市反而给珠三角提供了一个“样板”：春节后，重庆出台了相关政策，回重庆工作的重庆农民工不仅可以一次性领取300元的现金补贴，还可以参加三种类型的免费培训，一种类型是针对农民工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一种是针对有小额创业资金的农民工给予的免费创业微培训，还有一种是针对信息产业的预备制培训等。
记者从广东省政府了解到，本月起，广东职工工资水平将再次上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透露，从今年3月1日起，广东省再次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提高18.6%，其中第一类提高18.2%，增加200元；第二类提高19.6%，增加180元；第三类、第四类分别提高17.3%、19.7%，增加140元。
调整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接近或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40%，第一类地区的最低工资目前为全国最高的标准。有数据也显示，今年开年企业招工的平均起薪点比2010年也有11.03%的增长，其中高级技工工资为3460元，增长13.18%。
专家认为，过去珠三角地区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可能走得更远，而且极容易在一夜之间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目前东南亚加工制造业日渐兴起取代了珠三角部分工厂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推动产业升级时，不仅仅是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劳动力素质也绝不容忽视。“对于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提高这些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这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的单位成本就会下降，这些下降的成本正好可以用于增加农民工的工资，让广东的企业对于农民工而言更具有竞争力。”
总策划：关雅文
撰文：记者王飞、黄佩、张忠安、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