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执行困难确实被听取，但并不一定完全遂其所愿。
一旦落实了之后，便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日前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国务院已经进一步细化了约谈问责的标准和程序——先是约谈，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缓慢、租售管理和后期使用监管不力的，有关部门要约谈省级及有关城市政府负责人。其次是报告和问责，对未能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省级政府，要向国务院作出报告；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十二五”期间，森林增加约束性指标相比“十一五”，落实到地方政府的责任与约束力明显增强。“十一五”期间，森林增长虽已纳入约束性指标，但并未分解到各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责任考核。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表示：“为确保‘十二五’森林覆盖率增长目标实现，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将被纳入各级政府的任期目标考核指标，加大考核力度，强化各级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责任。”
像节能减排指标那样，“十二五”期间森林增长指标也要被分解到各省，签订责任书，再层层分解落实到地方。国家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森林增加指标的初步分解已经完成，但目前仍在与地方政府进行最后的协商、核实、调整，方能敲定。届时，国家林业局将与各省份逐一签订责任状。
民生指标的政绩考核
“这一次，民生职责都具体化、指标化了，而且规定得非常细微，这是过去的规划(计划)中所没有的。这就意味着考核的指挥棒方向也会发生变化。”汪玉凯分析，无论是节能减排 、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性指标，还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指标，地方的压力都将比较大。
他的这一判断在《中国 经济周刊》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五大连池 市市长徐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只要有指标就会有约束。因为只要有指标就会有排队，有排队至少就存在一个面子问题，也是一个约束力。有约束就有压力。”
地方官员的担忧很多：产业结构矛盾突出、自主创新 动力不足是转型的难点；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越来越严，空间却越来越小；如何在比过去低的增长速度下解决就业压力问题以及解决保障性住房等民生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问题等等。
这对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政府当然是极大的考验。
亳州市委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该市经济加快发展与环境容量指标小的矛盾突出，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受工业欠发达、历史容量基数低影响，2010年全市SO2(二氧化硫)控制指标仅占全省的1.3%，COD (化学需氧量)控制指标仅占全省的2.7%，难以满足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不配套，环保投入历史欠账较多。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少，节能调控手段单一，节能空间较为有限。
“你想着为老百姓办事的时候，中央给你一块钱，你自己还得有一块钱。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不是发展快了，而是发展慢了，其中核心的问题还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因此还是要搞GDP，搞财政收入的增长。”一位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市长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地方有地方的难处，地方也有地方的考虑。像单位GDP能耗这样的约束性指标 ，分母就是GDP ，“把分母做大，能耗下降压力相对就少。”
各种原因之下，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把GDP做大的冲动依然存在。重庆、黑龙江、广西、贵州等不少中西部、东北省市均提出，“十二五”期间GDP总量及人均GDP五年翻番的目标。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这些地方仍要实现两位数的年增幅，远高于“十二五”预期的7%。
回到温家宝答记者问上，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制定更全面的政绩考评体系，当为实现“十二五” 转型难题的破解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