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神工”传奇：曾制作传递捉蒋消息的电台(2)

　　前两年的学习，主要是语言和共产主义理论。两年时间，能用外语熟练交流就不是易事，而涂作潮不但熟练掌握了俄语，还向党组织打报告，要求学习炸药、毒气、爆破等技术，急匆匆地盼着回国暴动呢。

　　时值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见到了赴苏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听涂作潮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此后20年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涂作潮真名，“木匠”的绰号却广为流传，并成为其工作代号。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很可能已经慧眼识出这个未来的能工巧匠。中共六大期间，涂作潮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1928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为了掩护这次调动，共产国际还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等人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在这段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涂作潮的教员却给他做了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这个评判，可以确定是来自报务教员。涂作潮在一份材料中曾提起过，自己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反应慢。一个合格的报务员要求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自己却连30个都记不全，把教员气得够呛。

　　不过，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的政委给涂作潮指了条明路：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机务是组装、维修电台，算是“电工”，虽然和涂作潮精通的木匠活差着十万八千里，但都讲究“心灵手巧”。涂作潮也真是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倒成了专家级的机务员。

　　福利电器公司

　　1930年3月，在苏联结束无线电通信学习的涂作潮，奉命与同学宋濂回到上海。

　　涂、宋二人的回国可谓正当其时。中共六大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也在不断扩大。中共中央位于上海，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全靠交通员往返送信，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因此，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中央特科的李强，被周恩来任命为筹建电台的负责人。

　　涂作潮和宋濂到上海的第二天，李强就跟他们接上了头。

　　当时党内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负责筹建电台的李强也是对照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涂作潮、宋濂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可是求之不得的“宝贝”。李强当然不满足只让他们做专业人才，而是让他们当起了师傅，着手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培训班直属中央特科领导，具体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吴克坚等。

　　为保密起见，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出师了，训练班也有了些经验。第二期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十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集中教学，以提高效率，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名作掩护。

　　据说，“福利”这个名字来自于涂作潮发音不标准的英语。涂作潮总是把frequency(频率)这个单词念成flequency，听起来很像中文“福利”。于是，李强打趣说，那公司就叫“福利”吧。

　　虽然挂着工厂的牌子，可这个福利电器公司对外根本没有业务联系和往来，很容易让人起疑。李强等人曾提醒过，但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说，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个可靠的内线，有事一定会事先通知。

　　第二期训练班就这样办起来，涂作潮也参加了机务专业的教学工作。1930年12月17日这天，果然出事了。

　　后来张沈川回忆，那天下着细雨，李强、涂作潮、宋濂等人都不在。他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自己写在纸上。”随后，特务们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连棉被都一一撕开检查。

　　训练班有个暗号，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就表示出事了。危急时刻，躺在床上的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翻了个身，把窗帘右角拉开了。此时刚好走到弄堂口的宋濂发现暗号，急忙赶去通知李强。

　　涂作潮就没那么幸运了。当天李强让他去公司讲授变压器，其中包括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午饭后，他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可敲了半天门就是没人应。涂作潮觉着不对劲，但他知道此时不能跑，也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的神色，暗地里不知道有几双眼睛正盯着他呢。

　　涂作潮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一个外国巡捕出来，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也不敢走。外国巡捕拿出工作证给他看，意思是他是来执行公务的，涂作潮故作不知还坚持要进去，并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要进去要账。老外看涂作潮缠夹不清，狠命踢了他一脚，气冲冲地关上了门。

　　脱离险境的涂作潮不敢直接回家。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后面没人盯梢，才接连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

　　第二天，上海《申报》登出破获秘密电台的消息：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为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出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

　　在狱中，被捕的同志虽经严刑拷打，却没有一人暴露身份。直到1937年8月，他们才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出狱。不过，此时已有四名同志牺牲了。

　　这次事故对党刚刚萌芽的电讯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创。事后，顾顺章在新世界饭店开了一次检查会。

　　涂作潮这次遇事不慌，机智脱险。可不久后，他就经历了第二次险情。这个造电台、修电台的机务专家，险些吃了没有电台的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