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卡帕在中国：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进盆景

　　记者 董少东

　　8月20日，日本女记者山本美香在叙利亚丧生，成为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第四位殉职的外国记者。此前，刚刚获得荷赛一等奖的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丧生于此；在报道斯里兰卡内战时失去一只眼睛、以一个黑眼罩为标志的美国女记者玛丽·科尔文也牺牲在这里……

　　在新闻史上，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战地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代称——卡帕。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伯特·卡帕这样说。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几乎就是战地记者的代名词。

　　卡帕的一生只有短暂的41年。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成名不久的卡帕有过一段中国之行，短短数月间，他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中国正在经历的苦难和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

　　从卡帕中国之行留下的五百余张珍贵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台儿庄的生死鏖战、武汉大轰炸的生灵涂炭、花园口炸堤之后的洪水泛滥……唯独看不到卡帕本人，他永远躲在照相机之后。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照片和零星的记载，去还原卡帕在中国的足迹。

　　“欠中国一份情”

　　今年8月，以卡帕为主角的西班牙小说《等待卡帕》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这其实是本基于真实历史的爱情小说，描写的是卡帕和他的恋人在西班牙的爱情故事。那时，卡帕还没有来中国。但小说的作者、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说：“是中国拯救了卡帕，他欠中国一份情。”

　　来中国之前的卡帕，正沉浸在失去“另一半”的痛苦中不能自拔。那个“另一半”，是他的恋人、创造了“罗伯特·卡帕”的姬达·塔罗。

　　被人们熟知的罗伯特·卡帕，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8岁时前往德国求学，半工半读时在照相馆帮工，学会了摄影。而“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塔罗凭空捏造出来的。

　　卡帕有一篇自述文章《我，安德烈·弗里德曼》，用一种近乎戏谑的口吻讲述了这段故事。

　　塔罗来自德国，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并在这座以浪漫闻名的城市相识相恋。不过，与当时很多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来到巴黎的犹太移民一样，弗里德曼和波赫利拉这对恋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谋生。

　　弗里德曼会拍照，可以说有一技之长，但是照片能够换取的报酬是与摄影师的名气成正比的。两个无名小辈，不可能真的指望拍照糊口。这时，满脑子鬼主意的波赫利拉杜撰出了莫须有的“美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她自己则改名塔罗，在巴黎租了办公室，成立了一家所谓的照片经纪公司。

　　从此，弗里德曼就成了卡帕，负责拍摄照片，塔罗则用她长袖善舞的手段推销出去。他们从事的职业，就是以拍摄新闻照片为主的自由摄影师。塔罗为“美国著名摄影家卡帕”的标价是每张照片一百五十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居然被塔罗一一推销出去了。

　　当然，这种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塔罗出色的推销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卡帕的照片的确“物有所值”。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摄影师的卡帕，在他一生所拍的很多照片中并没有显示出多么高超的摄影技术，对焦、光线、构图等摄影要素，在卡帕这里都是可以忽略的无用名词。比如后来被视为卡帕代表作的《士兵之死》，从技术上讲可以说成像很差，而《诺曼底登陆》则干脆是模糊不清的。卡帕的照片取胜之处在于内容，仅凭其拍摄对象的本身就足以带给人们震撼，那是用勇气和生命换来的离得足够近的震撼。

　　卡帕的技术在摄影之外。

　　1932年，日内瓦有个国际会议发生了暴动事件，所有的记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鲁地赶走。唯独弗里德曼化装成水管工，把相机装在工具包中混了进去，拍到了独家特写镜头。

　　塔罗随后给法国《观察》杂志主编提克打电话：“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要300法郎一张。”巧合的是，提克那天也在暴动事件现场，他对塔罗说：“别提什么卡帕先生了，告诉那个穿着脏皮夹克、到处拍照的小家伙，明天一早来我的办公室报到。”

　　年仅19岁的弗里德曼自此以“罗伯特·卡帕”的名字正式亮相，以至于他的本名几乎不被人所知。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是最吸引人的新闻，大批记者涌入西班牙。在那里，卡帕拍出了让他名声大噪的《士兵之死》，但也失去了创造“卡帕”之名的塔罗。

　　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踩在一辆坦克的踏板上“搭车”，结果在两辆坦克发生刮擦时身负重伤，不治而亡。

　　塔罗的死让卡帕陷入深深的自责。据苏珊娜·富尔特斯为撰写《等待卡帕》而整理的资料，卡帕之所以先于塔罗回巴黎，是因为这对恋人之间发生了一些龃龉。卡帕后来也曾对友人说：“要是我在西班牙，我绝不会让她那样做，我绝不会失去她。”

　　有很多天，卡帕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朋友给他送去水果和三明治，但他们发现，卡帕根本没有动那些食物。在这之后，卡帕意志消沉，把用生命冒险换来的高额稿酬挥霍于赌博和酒精，醉生梦死。

　　也正是这段时间，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燃起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

　　中国的抗日战火触动了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他筹划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影片，也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四万万人》。此前不久，伊文思刚刚完成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出自鼎鼎大名的海明威，他和卡帕也是好友，被卡帕称为“老爹”。

　　在此过程中，伊文思与卡帕相识，并成为好友。他邀请卡帕加入《四万万人》摄制组，负责“拍摄一些静态的照片，并担任助理摄影师(纪录片摄影师)。”

　　在自传《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写道：“带卡帕去工作是我的责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续不断的悲伤。”

　　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卡帕之所以答应来中国拍摄抗战，“可能是抱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希望在战场上有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结束他的痛苦。但他在战场的摄影工作中，恢复了他的职业态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富尔特斯说：“可以说是中国拯救了卡帕，他欠中国一份情。”

　　摄影评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也认为，卡帕在拍摄中国抗战时恢复了摄影师的本性。顾铮介绍，得知“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卡帕和塔罗就有了来中国采访的想法，但未及成行，塔罗就殒命西班牙内战。卡帕可以说是带着两个人的愿望来到中国的。卡帕随身携带的钱包里还放着一张塔罗的照片。他时常拿出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说起她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