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卡帕在中国：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进盆景(3)

　　“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这一期《生活》杂志刊发了大量卡帕拍摄的台儿庄照片，并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了这场战斗。然而事实上，4月6日的夜里，卡帕是在杨家楼指挥部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酣然大睡。

　　第二天醒来时，得知中国军队已经获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卡帕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可是搭载他们的卡车直到中午才被派来，摄制组成员们只能用多数人听不懂的法语发一顿牢骚。

　　下午，当他们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墙根处的树木没有一片叶子，树皮也被弹片剥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死人的手。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卡帕拍摄了站在台儿庄城墙上的中国士兵，以此标志中国军队的胜利，但更多的画面上，记录的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

　　卡帕看到一位妇女独自坐在一片瓦砾和碎木板旁，沉默地枯坐着，他将其拍成了照片。伊文思的纪录片也拍了这幅画面。随后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答复我们，本来我们也应该想到，那是她的房子，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乎乎的武器，端着它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一顶日军钢盔。

　　夜里，摄制组返回杨家楼驻地。卡帕送走了他拍摄的胶卷，它们会通过飞机寄往美国。伊文思记载，完成了工作的卡帕仍情绪不高，而他自己却为纪录片终于有所进展而兴奋。入夜，两个人都难以入睡，他们听着远远传来的炮声，推测战场的方向。伊文思形容炮声“如同敲打厚毛毯时有节奏的闷声，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卡帕和伊文思都期望着能够到战场上去。此后的几天里，他们不断地向杜将军和其他中国军官申请，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又不容反驳：“你们是贵客，我们不能让客人遇到危险。”

　　摄制组只能又连续几次前往台儿庄，补充拍摄他们需要的素材。到了4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几匹马，替换了一直乘坐的卡车。这让他们的拍摄有了几分自由。

　　骑在马上的卡帕终于找回了他的热情豪迈。他总是打马飞奔，脱离开摄制组的队伍，有时又忽然出现，冲着伊文思等人大声喊叫着口号，把自己当成席卷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骑兵。伊文思虽然嘴上嘲笑卡帕，矮胖的身子骑着矮胖的小马，看上去像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乔，但是仍为卡帕的变化高兴，“他终于开始了生命的第二次奔跑。”

　　到战场上去拍摄的想法最终没能如愿，卡帕和伊文思等人只能返回武汉。一位友人对伊文思说，蒋介石的外国军事顾问在台儿庄大捷之后建议，要继续进攻，扩大战果，很快日军会有更多的部队进攻徐州，那时一切都晚了。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伊文思感觉中国要按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场战争，而蒋介石似乎并不想打到底。

　　形势的演进的确如那位外国顾问所预料的，日军很快集结更大规模部队最终夺取了徐州，台儿庄大捷并没有改变徐州会战失利的结果。紧随其后，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爆发了。

　　回到武汉后，伊文思想方设法把杜将军换走了，因为他想去西北，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位总在横拦竖挡的现场审查官同行。

　　黄仁霖给摄制组派来了一个姓邓的人。这个人比较温和，说话也通情达理，但事后证明，“他和杜一样坏。”

　　为周恩来拍照

　　伊文思和卡帕到中国西北的真实目的地是延安，这是两个人不谋而合的想法，他们都已经为此准备多时了。

　　从美国飞往中国时，伊文思一直在阅读的是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在香港短暂停留期间，伊文思还联系上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并获得了廖承志开具的介绍信。

　　而卡帕在武汉期间和斯诺本人混熟了，他甚至想和斯诺搭伴一起去延安。卡帕认定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神通广大”，能够有特殊的渠道前往延安。然而，斯诺和他们一样，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武汉之内，一直到193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到延安——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斯诺是在陕西保安进行的采访，距离延安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在武汉，伊文思和卡帕很快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正好也在武汉，他与伊文思摄制组见了面。这次会面，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细节能够考据。但周恩来一定给卡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此后为《生活》杂志提供的报道中，周恩来被称为“十分能干，并且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人”。卡帕一生留下的文字不多，且文风谐谑，他如此正面评价的人物，可能只有海明威、毕加索等寥寥几人而已。

　　周恩来对伊文思摄制组前往延安的计划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准备了车辆。

　　拍摄完台儿庄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坚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在被黄仁霖、杜将军等人的监视、审查、阻拦搞得不胜其烦后，伊文思认为他“在纪录片的作用上会和八路军找到更多的共同看法。”“一旦到了那里，我能找到更好的故事。”但是，“委员长的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我们交出影片的全部稿子，汉口的气氛很坏……”

　　最终，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终于在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西安受限制的程度比武汉更甚，他们甚至被要求每晚7时以后不准离开旅馆。伊文思愤怒地写道：“我们成了囚犯，被困在旅馆里，不能自由行动。”

　　伊文思知道延安在西安的西北方向，而那个方向上正好有长城的遗迹，于是提出了去那里拍摄。但是第二天，他们失望地发现，国民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拍摄地点在西安正西，而且整个行程被严格地限定，无法逾越。

　　被捆住了手脚的伊文思给黄仁霖发电报控诉，这次倒是得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夫人要我转告你，中国只有一支在蒋委员长指挥下的军队，在你的影片中要注意不要宣传其他部队。”

　　无奈之下，伊文思开始计划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他再次联系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而深知当时中国政治复杂性的周恩来，给伊文思发来了善意的提醒：“你们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现在强行去延安，你们很可能回不了武汉，甚至使影片丧失应有的政治作用，危及影片以后的广泛发行……”

　　伊文思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又返回了武汉。他在西安只拍摄到了一些风光和群众集会，在后期剪辑中，他只能把在香港拍摄的宋庆龄的画面切入这一部分。而卡帕在西安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不过，伊文思并没有放弃在影像中表现八路军的努力，他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拍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武汉的领导人。周恩来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开会的场面摄入了纪录片。

　　卡帕在一旁拍摄他需要的照片，他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几张特写和肖像。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周恩来非常配合卡帕的拍摄，站在一幅马克思的画像前，目光炯炯，神情严峻。

　　拍摄完成后，伊文思把他的一部摄影机和数千尺空白胶片送给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初创时期的延安电影团正是以这部摄影机，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也可以说，这部摄影机替伊文思完成了他的心愿。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几乎每一天，武汉都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中战栗着。伊文思和费恩豪特拍摄了一些空袭的镜头后，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基本完成了。他们于7月离开了中国。

　　卡帕独自留了下来，在不断遭受轰炸的武汉继续着战地记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