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卡帕在中国: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进盆景(2)
《四万万人》和蒋夫人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则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出发,他从好莱坞找来了投资。
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了。饶是如此精简,伊文思拉来的投资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邮轮从马赛到香港航行了一个多月。与卡帕同船的还有他熟识的两位英国年轻作家奥登和伊舍伍德,他们也要前往中国的抗日战线采访写作。伊舍伍德后来在作品中把卡帕和费恩豪特称为“二等舱的生命和灵魂”,他们总是打闹取笑,彼此用法语吼叫,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而坐飞机前往中国的导演伊文思,远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轻松,他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惨烈和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临行前,他就和制片人约定了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
“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军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
“费恩豪特病”,那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
……
2月16日,“阿米拉”号抵达了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在那里与伊文思会合,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
这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惨痛失败。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年底首都南京落入敌手,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转移的过程中,武汉因为“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成为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伊文思等人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摄制组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
在《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回忆:“蒋介石的头脑和姿态都是典型的军人,他听了我们的拍摄计划,但没有说什么。”而宋美龄在这次见面时给伊文思的印象是“一个妩媚动人、精力充沛的妇女。这种魅力是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她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在这样的会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拿着一个小相机拍照的卡帕。即便是当时已有“纪录片大师”之名的伊文思,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相关传记、资料中也没有被提起过。不过,在这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大量蒋介石夫妇的照片,署名都是卡帕。
《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鲁斯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对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关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并把蒋介石夫妇视为中国的领袖。不过,拍摄这些照片的卡帕,却很难说对蒋介石夫妇有什么好印象。
从卡帕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曾经多次见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卡帕忠实履行着摄影记者的职责,但他还是会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卡帕曾对一位朋友说:“蒋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很快,伊文思对“蒋夫人”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四万万人》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做联络人,为其提供一切协助。黄仁霖少将军衔,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亲信。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他曾受宋美龄之托飞赴西安探望被扣押的蒋介石。
这样的安排,不能说宋美龄对伊文思摄制组不够重视。但伊文思很快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要审查伊文思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宋美龄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伊文思等人也发现,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
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而卡帕这时和众多身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混”在一起,这批人中,包括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后来还有史沫特莱。
在伊文思看来,卡帕那时“神出鬼没”,经常是和别的记者去酒吧喝个大醉。其实,除了偶尔拍摄一些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卡帕并没有闲着。他穿行于武汉大街小巷,拍摄了儿童表演的抗日宣传剧,拍摄了德国顾问从中国撤走(德国曾与国民政府有军事往来,日本和德国结成轴心国后,德国撤走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卡帕在摄制组之外的工作显然比作为“助理摄影师”要有成效,这甚至让费恩豪特嫉妒起来,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卡帕并不是真正为我们工作的,他最好的报道是给《生活》杂志拍的照片。”
经过了一个月“为获得批准而进行的斗争”(伊文思语),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前线。
“不要看”
4月1日,卡帕一行人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地区鏖战了两个月。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日军中最为精锐、也最为骄横的板垣征四郎师团和矶谷廉介师团南北夹击,试图在台儿庄会师。而中国军队则调动了多达70万人,在台儿庄周边竖起血肉盾牌。双方围绕这个中国腹地的小城反复争夺着。
卡帕他们获准前往台儿庄拍摄的时候,中国军队刚刚完成了对攻入台儿庄日军的合围——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政府才批准了摄制组的拍摄要求。
这时的摄制组已经扩充到7个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现场审查官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
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后来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摄制组到达了徐州。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的四具尸体。死亡宣告着战场已经近在眼前了。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尸体,拍摄了到达中国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伊文思在自传中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
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前线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
次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伊文思记载,孙连仲对这场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此前中国军队一直被失败打击着,但孙连仲已有对付日军的方法。
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军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
伊文思记录了一句中国军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实也正如孙连仲所说,中国军队是用贴身肉搏、用大刀拼刺刀的勇气,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不过,直到4月5日,摄制组才有了和一线士兵直接接触的机会。这时,卡帕的本领显示出来了。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的卡帕,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本战线。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战线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
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卡帕等人赶忙转移。
可能是这次近在咫尺的炮击,让现场审查官杜将军心有余悸,本来就对拍摄诸多限制的他,从此就一直阻拦摄制组对火炮的拍摄。卡帕等人从他的口中学会了第一句中文“不要看”。
这句中文倒是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卡帕等人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
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特别是卡帕,几乎是懊恼地看着手舞足蹈的中国军官——他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