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方法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陈国强看来，调控房地产对整体经济肯定有影响，土地收益、税收、整体经济活跃度都会受到波及。
“出台任何一项措施，都不可能只有利或只有弊，限购这样的行政色彩浓重的调控措施出台是为了打压投资性需求，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当然更好，但现在确实看不到更好的方法。”陈国强说，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用非经济、非市场的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2011年，房地产调控进入了行政干预强烈的阶段。但不仅仅是房地产调控，整体宏观经济的调控中，行政干预的色彩都非常的显眼。
在对CPI的调控中，政府约谈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手段。
今年2月1日，康师傅部分袋装方便面产品涨价，从2.2元上调到了2.3元。不到两个月，康师傅集团再次发公告宣布，从4月1日起将占康师傅方便面整体销售30%的桶装方便面价格，每桶上调0.5元。
这样的举动引发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康师傅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提醒告诫其调价幅度“相对过高，是不妥当的”。
在约谈之后，康师傅暂缓了“4月调价”，但转而采用“减量不减价”的方法回应市场。
日化行业也经历了这样的约谈。
“从结果来看，2011年的宏观调控可以得A，因为去年年底最担心的通胀问题在今年得到了有效控制。”霍德明说，但是，2011年的宏观调控依然有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带来了GDP的减速。今年的宏观调控是货币、财政、行政三管齐下，如果给调控手段打分，今年只能得B。
在霍德明看来，如果从2008年算起，这4年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结果只能得B。因为前瞻性还不够，政府多是临时应付。
“2008年11月4万亿救市，目的是拉动GDP，并没有想到会对房价、物价上涨造成影响，也没有想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会有什么问题。”霍德明说，但现在看，这4万亿恰恰是房价暴涨、物价高企的最根本原因，地方融资平台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如果从手段上来看，这4年宏观调控只能得C+或B-。
霍德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他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本身就要经历几个大的波浪，但政府的过多干预会破坏这个行业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后，霍德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参与太重要，而这种参与，与西方并不一样，是对宏观经济全面性的干预。
“比如价格管制，最明显的就是政府严格规定存款利率，却允许银行对贷款利率进行上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银行赚钱太容易。”霍德明说，今年中国很多行业都东倒西歪，但却是银行业大丰收的一年。当有学者讨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时，国有银行却率先反对，认为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中小银行将会破坏市场秩序。这其实就是在维护既得利益。
在霍德明看来，政府必须要有动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经济，行政的手段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