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的评级报告立即引发了对其他外围市场国家的传染效应,使这些陷入债务危机中的欧元区国家免于违约的成本再次上升:爱尔兰两年期债券价格首次一举上扬15%;意大利借债成本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十年期政府债券价格上扬幅度达5.59%。
7月至今,欧洲领导人已轮番出面批评三大评级机构缺乏公信力。一家欧洲大型债券投资机构的主权债券投资部门负责人直接用脚投了票,“将一切归咎于评级机构是幼稚可笑的,我们已取消了与两家评级机构之间的部分关系。”
这已不是欧洲第一次表现出对评级机构的不满。去年,因其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就遭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的攻击,美国也加入其中,呼吁采取严厉手段控制它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其实,如果没有信用评级机构“事后诸葛”的前车之鉴,欧洲当局或许不会如此强烈地抗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酝酿之时,穆迪、标准普尔和惠普三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均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其又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
1996年9月,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用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两家公司又急速将信用评级降至“Ba1”及“B+”的垃圾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两家公司给予泰国政府公债的信用评级仍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之际,这一幕再次重演。其时,三大机构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形,才降低有关信用等级。
最著名的案例要数美国安然公司事件。2002年,标准普尔发布对安然公司评级“BBB”——这是适合投资的等级,而在安然事件爆发危机的前4天,其却将安然的信用评级连降三级,跌至投机级,进而引发其破产。2008年时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诸公司及其衍生品的“AAA”评级几乎刚刚出炉,几个月后就都成了垃圾“CCC”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三大’能走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晶妹表示。但吴晶妹坦言,即便评级机构不能预期市场风险,即使公众对此产品与服务产生异议,评级机构的经营依然不会受到影响,也没有任何机构退出市场。“尽管各国监管法规规定了评级机构对发行人与投资者的义务,也规定了评级机构不得滥用评级信息,但并未建立针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前述金融人士表示。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信用评级只是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情报’,投资者必须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利用,并对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多方尝试突围“发己声”
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对世界债务市场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鉴于评级机构的屡次失误,各国对其好感渐失。逐渐,口诛笔伐转化为实际行动,部分国家开始启动本国评级机构的建立进程。
在欧洲,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早在2009年就已联名表示,将成立欧洲自主的评级机构;欧洲证券监管机构委员会已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管的《信用评级机构一揽子规章》;欧盟内部已达成初步协议,拟要求评级机构必须统一登记注册,并提高评估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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