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窘的国字号NGO
假设当初是由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出钱赎狗，情况也许会和现在的尴尬局面有所不同。
但正是这个在民政部注册的唯一官方“国字号”小动物保护协会，自成立以来财政运转一直都存在困难，十来万的资金无疑是一笔巨款，难以拿出。
81岁的芦荻女士是协会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协会自1988年开始筹备，1992年9月，经农业部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2月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协会的官网上，自我介绍是“国家以及专业性社会团体，可在全国吸引会员，建立地方性组织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这位终身吃素的老人退休前是大学教授，退休后将所有的积蓄和收入都用于这个协会的运转，目前除了社会不定期的少量捐赠，协会大部分的开销都依靠老人的退休金和远在美国的儿子汇款。
“没有一定经济来源，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社会的救助更是不多”，“人手严重不足，资金严重短缺”，这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对自身的无奈评价。
“芦会长此前没有考虑过成立基金会的问题，也有担心商业化运作会变味的考虑。现在国内救动物的民间组织比不过那些救人的组织，我们能得到的社会捐助很有限。”王琦坦言。
人手和资金的困窘直接导致了此次救狗事件中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运转不灵。
于永生很替芦荻会长鸣不平。“芦会长今年81岁了，为了这事这两天饭都没吃，每天从早忙到晚，今天早上(20日)两点才睡，喉咙都哑了，实在是太辛苦了。”
说这话时，他的脚下跑过了一只狗和一只北极狐。屋子里弥漫着动物的腥臊味，挥之不去。
实际上，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公室就是芦荻本人的住所。一间书房改成了办公室，而客厅里、卧室里到处都是猫狗，有三四十只，甚至还有一只猴子。它们有的呆在笼子里，有的走来走去，不时发出叫声，因为密度过大，浓重的气味让刚进门的人有些难以接受。
走进办公室，一位兽医、一位接待员，两位保姆，四名专职人员就在拥挤的房间里工作。而协会基地也只有六七名工作人员，养着四五百只动物。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芦荻支付。
“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很多人呆不了多久的。”兽医王菲告诉记者，她原本在兽医院工作，“那里工资高，环境干净，但不是总要有人做慈善工作吗？”
在协会的官网上，每个月都会公布最新捐赠人员的名单。而截至4月22日下午，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还没有将任何一笔关于河南狗的财务公开，这自然引起了捐赠公众的质疑和询问。与17日即公布救援现场募捐明细的好猫好狗义工团相比，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无疑显得被动。
“抱歉，实在是忙不过来了。”近日奔波于基地和医院的王琦一脸歉意和无奈地告诉记者。而于永生也只能在微博上安抚有疑惑的人，“请您耐心等待各项财务收支的发布”。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毫无办法，“具体的进展情况我全都不知情啊！”
忙得焦头烂额的芦荻们无暇应对网络上对协会财务和紧急处理能力的质疑声，对于网络热议的此次救狗事件能否推动国家对于动物保护的立法，也没能力投以更多的关注。
“你觉得等国家立法得等多久？专门保护动物不被吃吗？怎么说服那些爱吃肉的人？我更倾向于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至于具体如何平衡，于永生说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第一是政府部门的相关立法，第二就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了。我觉得后者更重要。”王琦还没多谈，又不得不转头接起了手机。 记者 廖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