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马恩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
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译成中文的影响较大的马恩著作是哪篇？
韦建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迅速引起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向往。这个崭新时期的到来以五四运动为历史契机，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重要开端。在那个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等杰出的革命先驱承担了这一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各种方式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在192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直到1920年8月，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经典著作编译史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宣言》像一道曙光投射到黑暗的中国大地，在革命队伍和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在问世72年后，终于全文传播到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建党初期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突出代表人物是“二陈”与“三李”
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翻译、学习马恩著作方面有了哪些开拓性进展？
王东(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伟大先驱者，是一个英雄群体，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五位，或许可简称为“二陈”与“三李”：“二陈”，一个是指作为建党初期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另一个是指《共产党宣言》主要译者陈望道。“三李”，第一是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中有首倡之功的李大钊，第二是指在建党初期这方面有卓越贡献的李汉俊，第三是指在这方面实际上负主要责任的李达。其中李大钊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李汉俊、李达的历史功绩却鲜为人知。
李汉俊的最大功绩与思想特色在哪儿呢？他是系统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人。李汉俊1918年底从日本回国，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译文和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的翻译介绍上，与李大钊、李达注重唯物史观，有不同风格。
而李达则堪称是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前人较少使用这个说法，这里试图恢复李达这一历史地位，并且列举以下几点证据：第一，李达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创建之前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理论家之一，在时间上只晚于最早的李大钊，甚至比陈独秀还早一些。第二，早在1920年夏回国之前，李达就开始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在1920年3月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社会问题总览》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1版；《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4版。第三，李达迅速依据“一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创办和主持了地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从1921年9月1日起开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事业。第四，李达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过人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重大构想。从计划出的“马克思全书”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韦建桦：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除了李达同志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外，我们党还先后成立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昆仑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反动派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围剿”中，坚持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数10种重要著作；同时，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进步刊物，如《先驱》、《少年》、《前锋》、《青年周刊》等也陆续登载了一系列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些著述的翻译，大都是在工作条件困难、物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反动统治者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下，翻译者和出版者还时刻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杀害的危险。《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同志就长期受到反动势力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在偏僻山村的一间破旧柴屋里，依据日文译本并参照英文译本，在寒冷和饥饿的煎迫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3-4月间完成了这项伟大而又艰难的工作。经过无数周折，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支持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初版虽然只印了1000多册，但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在思想上启迪和哺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陈望道曾将《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先生，请求指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称赞陈望道“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然而从此以后，陈望道同志本人却长期遭到反动当局的跟踪、监视和迫害。他后来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扼杀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革命真理的征途上，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不止是陈望道同志。1930年11月，江南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译本。此后不久，译者吴黎平同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经受了两年痛苦的煎熬。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思华、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当年12月，侯外庐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其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
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
问：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经”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王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曾经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这是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四部重头戏，其中重中之重，集中代表新时期特点的，又是其中的两大系列：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二是《列宁选集》20卷。这两部大书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集中代表了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新成果、新水平、新特点。
从现在保存的延安抗战时期出版的“马恩丛书”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毛泽东亲自签名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据何锡麟回忆，他们的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有时就被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借去阅读了。有些马恩著作扉页上写有某某人送某某同志学习，第二个人看完之后又转赠第三者。当时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会、读书组。同志们晚上在窑洞里或认真读书，或专心听讲，或热烈讨论。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毛泽东曾经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约请何思敬、艾思奇等人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央青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发起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小组，学习《反杜林论》，介绍《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等等。这种种情况说明，当时在延安这所革命熔炉里，从领导同志到一般同志，都如饥似渴地研读马恩著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
韦建桦：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高潮。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成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张闻天同志任院长并兼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主任。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从此，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开始系统地展开，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出版工作者在缺乏印刷设备、缺乏油墨纸张、缺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马列著作的印制任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胜利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
